二○二二年七月八日，澳门进行第六轮全民检测，期间发生外籍人士疑向义工施袭的情况。新闻报道指出，有人疑似在排队时不守规则，意图尖队，义工上前阻止，产生口角，最后义工疑似受袭。事后涉案人表示追究，警方随即表示，会对施袭者提起“普通伤害身体完整性”的刑事诉讼。

 这宗案件简单，但值得深思的问题很多。

 澳门由六月中开始爆发疫情，至今近一个月，先后进行了六次全民检测。每一次全民检测，居民要花半小时至一小时排队，确实使人焦躁。检测站的义工每天工作十多小时，休息时间极短。他们身穿防疫装备，去厕所都不方便，更不要说饮水解渴，义工容易感到纳闷。居民的焦躁，义工的纳闷，疫情的不安，三者结合，极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和磨擦。澳门本星期还有四次全民检测，焦躁、纳闷、不安的情况相信仍会持续，我们应该多做準备，避免同类事件再度发生。

 涉案人士表示会追究到底，警察亦表示会对施袭者提起“普通伤害身体完整性”的刑事诉讼，这些措施的实际意义不大。试想想，在澳门，某甲轻微袭击某乙，某乙受轻伤，某甲会被控“普通伤害身体完整性”。因此，这种处理方法只表示对施袭者进行了刑事诉讼，一般人面对同样的情况，处理方法亦是一样。这种处理方法并非特别为保障义工设立的一种制度和法律；也就是说，这种处理方法从来没有考虑义工是为大众谋取福利，袭击义工就是破坏社会公益。

 在某甲向某乙施袭的例子中，如果某乙受伤，须在家中休息三日，那么，某乙可向某甲提出民事诉讼，追讨医药费和三日的工资，这是某乙在受袭后的直接损失。义工的情况非常特殊。在澳门目前的医疗制度下，居民到政府医院接受治疗，需要承担部分的诊疗费和药物的费用；也就是说，这位义工需要自行付钱，治疗自己。

 义工没有酬劳。疫情下担任义工，协助政府进行全民检测，就是将自己暴露于高风险的工作中，服务居民，为社会谋公益。义工人格高尚，必须受到尊敬。由于没有酬劳，义工受袭后除了医药费外，还可以获得甚么赔偿呢？

 义工和政府的关係并不是僱主与僱员。在劳动关係中，僱主受法律强制规範，必须为僱员购买劳动保险。僱员在工作中受伤，可以获得劳工保险的赔偿，最常见的赔偿自然是医疗费用和工资，但这些都不适用于义工身上。

 按照目前澳门的医疗制度，加上没有保险，这位义工极有可能需要自己付钱治疗自己。义工当然可以向施袭者提出民事诉讼，追讨赔偿。要进行民事诉讼，前提是受害人认识法律，又或是受害人愿意聘用律师，处理诉讼。认识法律，表示受害人必须在过往曾经接受足够的法律训练，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提出诉讼。这种方法虽然无需付出金钱，但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聘用律师，表示受害人愿意付出诉讼费用。义工本来已经没有酬劳，现在还要付出诉讼费用，为自己追讨损失，又要面对诉讼的冗长时间，相信这不会是大多数人处理事件的方法；更不要说，如果施袭者没有足够的资产，赔偿义工损失，义工最后都是没有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