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学界新论注意到，有学者在将梅菲斯特定位为魔鬼启蒙者的前提下，探讨民国作家的内在启蒙及对其诗学探索的影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然而，细究其论证过程可以发现，这类学者对何谓启蒙精神并无深刻理解，尤其是康德、福柯的启蒙论，均未成为这类学者的认知背景。其所谓希伯来精神与古希腊精神乃灵肉之别，亦为人云亦云。古希腊哲学中包含对本体世界及存在问题的深思，还有主张精神超越肉身的斯多葛派，岂可将古希腊精神简单地视为世俗、肉身文化意识的标誌？

 更严重的是，梅菲斯特并非是西方思想中魔鬼形象的唯一代表，迟至文艺复兴时期，梅菲斯特的形象才在西方作品中出现，是一个灰衣修士装扮的魔鬼。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力推撒旦派的叛逆精神，撒旦（Satan）在希伯来圣经中就已出现，后来演变为与神对立的魔鬼。相对于梅菲斯特，撒旦才是西方魔鬼形象的主要代表，不可将两者混同。

 歌德讲述的浮士德与魔鬼订约故事，体现出对欧陆理性主义传统及经院哲学的抵触与反叛，及对书本知识之外的世俗生活与现实功业的嚮往，可以说是欧陆哲学传统的自我解构。就此而言，不能将浮士德的痛苦，简单视为灵肉冲突。进而言之，现代性精神也不可能简单地从灵肉二分的角度加以定位。现代性精神的根源在于上帝是否还能成为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赋予者这样一种追问，现代的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皆由此而生，它们对与“魔鬼”对话的钱锺书均有影响，也是理解所谓内在启蒙的关键所在。

 此外，如果只知新浪漫主义，而不提白璧德影响下的在当时中国也有影响的反浪漫主义思潮，也严重影响了思考的深入。建议研读相关论文及上述所及之西方基础理论名篇，以修改论文。

 龚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