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离开大洋已经四十一年了，但是十年的山区生活仍然鲜活眼前，聊起往事，也就恍若昨日。

 我一贯认为动乱的时候农村是我们的避风港，尤其是长年身处城市的知识分子。当年我和闽侯师範的老师到了大洋，说是遭罪，其实有失亦有得。老师避开了文革冲击，没有了那种紧张的派性斗争，同事间的关係也得到了改善。一身轻鬆，情绪开朗。悠缓的乡野生活，也令大家心情愉悦。

 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市物资供应仍然紧缺，可山区就有山区的灵活机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除了自给自足，有时还略有剩余，弥补了市场的不足。学校食堂的菜餚，总不缺猪肉、豆腐和蔬菜；老师有了自己的厨房，还可以开小灶；附近农民有时捎来山珍野味，让老师买来补补身子；有时候会传来哪个村耕牛跌死有牛肉卖的消息，老师往往会过去买一些滷起来慢慢享用。

 周末，学生和当地老师回家了，学校一下子变得十分岑寂。这时候住校老师就会请厨房安排打牙祭。街上供销社有土黄酒卖，厨师弄几碟炸花生、豆腐、荔枝肉、芥兰、青瓜，足供老师们消磨长夜。这时候喝酒的喝酒，吹牛的吹牛，围成好几圈，脸红耳热，不亦乐乎。

 我当过学校文艺队队长，带领学生下乡演出时，也会得到农民的热情接待，有时也会被灌得酩酊大醉。大洋人自己酿酒，土黄酒当地叫做青红酒，其实也是绍兴酒之类。农家请喝酒，是一罈一罈地喝，不醉无归。临了送客时，特别加上一句“麻烦您走路了”！

 离开大洋之后，山区农民的真诚、热情、朴实、厚道，一直留存心间。这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生命中难得一遇的朋友，不论岁月阳光或者风雨，都有深情。

 石 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