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起，又到了啖蟹时节。啖蟹，是粤港澳的说法，在上海及江浙一带则称吃蟹，直白而少了雅意。我生长沪滨，记事迄今，要说与家人或友朋同桌吃蟹，已难以计数。吃的时间段，总以菊黄蟹肥的深秋为多，但也有例外。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恰在一九七七年春季。那次吃蟹不仅很特别，也与自身的经历有某种关联。

 其时我从中学毕业，按政策分配去郊区插队落户。一日傍晚，父亲让我随他到山阴路大陆新村一位长辈家做客。主人蒋湘军比家父年长不少，已从一家棉纺企业退休，但他年轻时是抗日演剧队成员，上海解放后还当过解放日报社总务科长。他笑呵呵地说：苏州老家送来几只螃蟹，请你们来品尝。另一位来客係蒋伯伯的大弟，在戏剧界有“舞台效果大王”之誉，时任市文化局演出处处长。蒋伯母端来煮熟的四只螃蟹后，便退出客厅。我有些惶恐：自己竟然坐在小方桌一端，和三位大人一道吃蟹！又有些奇怪：每人一只蟹之外，还有一小盅黄酒，没有其他菜餚，也无任何主食。如此纯粹的吃蟹，在我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吃蟹品酒之间，蒋伯伯问我有无确定务农的地点，我答是崇明县。他轻歎一声，对父亲说：这孩子爱学习，就这样去农村，真是可惜！接着又说，他有个原任报社总务科副科长的老同事，早年和他同时调离报社，现在崇明县五金交电公司当领导，到时候看能否请他关照一下。父亲举杯向他表示谢意。蒋伯伯转而问其弟，这位老同事的儿子在音乐学院教师指导下，学习美声唱法的状况如何、是否要换老师，等等。

 不久后，我带着行李，先坐船再乘车又步行，到崇明的一个生产队落户。约过一个月，蒋伯伯和父亲从市区到乡下来看我。蒋伯伯先在县城找了那位老同事，由他让司机驾驶一辆吉普车，陪同先到公社见过熟识的负责干部，等到我们父子相会，就先行回城了。父亲在我的茅草房留宿一夜，讲过的话大都遗忘，唯独记得其中一句：“这次是蒋伯伯主动提出来看你的。”这句话使我浮想：蒋伯伯家那次独特的蟹宴，是为将要下乡的我而办的？

 又过两个月，中止多年的高考宣告恢复。我报名后，得知考场在县城一所中学，有天乘车进城认路寻找，也顺便拜访蒋伯伯的那位老同事。他和妻儿非常热情，说他家离考场近，邀我考试那两天去住。我正发愁考生众多，到时候找不到入住之处，这就消除了后顾之忧。

 翌年初，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向蒋伯伯和他的老同事分别稟告并致谢。曾在报社工作的二位前辈为我高兴，嘉言勉励。蒋伯伯与家父本无渊源，是因各自的小辈亲戚恋爱而结识，交往不多，但他那次吃蟹起始的关爱，足以令我忆念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