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猫》以及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文白化合，典雅活泼，堪称新文学中的经典。作为着名新文学作家，他在学术上却以研究旧文学为主业，很少触及新文学。即使偶有评论，也较少正面评价，如对周作人、林语堂等现代文学名家，他就语多批评。但他对黄裳的散文艺术却从笔法、师承等多个方面作了精短点评。

 与当代的一些文化散文作者相比，黄裳未受文化断裂的影响，古典文化修养颇为深厚，因此，他的文史随笔不会出现错谬频出的情形。其中的一些佳作，虽不以文化散文自居，却堪称文化散文中的经典，这就印证了钱锺书所谓“今日之性灵，是昔日学问之化而相忘”的观点。对于当代作家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启示。

 钱锺书中学时就读于教会学校，本科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修西洋文学，又曾留学英法，回国后长期居于华洋杂处之上海，得风气之先，对新文学、新文化都不陌生。颇为弔诡的是，钱锺书在学术上却以研究旧文学为主业，甚少触及新文学，即使偶有评论，也是语多讥讽，如在《谈上海人》一文中讽刺林语堂的“新幽默”不过是“降格的旧式幽默”，又批评周作人散文有“骨董葛藤酸馅诸病”。

 在私信中，钱锺书喜夸人，对黄裳的讚誉就见之于书信。

 黄裳与众多文化名人如梅兰芳、巴金等相交甚笃，他与钱锺书也文缘早结。

 一九五○年春，钱锺书为黄裳写下“遍求善本癡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妙联，分指黄裳觅得《癡婆子传》抄本及其爱慕黄宗英二轶事，传为文坛佳话。

 从黄裳保留的十五通钱锺书覆函或来函可见，至迟自一九四八年起，两人就有书信往来。钱氏信函皆以文言文写就，颇有旧文人酬酢之风，文笔或俏皮风趣，或精緻典雅，堪称咳唾成珠。

 龚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