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时事通信社的报道，一九六八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总数为八十三人，获提名的日本作家，除川端康成外，还有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和诗人Junzaburo Nishiwaki。最终候选名单里有六位候选人，除川端康成外，还有英国诗人W.H. Auden、法国作家Andre Malraux、爱尔兰剧作家Samuel Beckett等人。当中并无传言已久的中国作家老舍。其实这个就是舒乙说得最多。其实早就有一个证据，王蒙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去瑞典文学院时，只有沈从文的《边城》英译本，再没有内地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

 其实，如果回到作品本身，老舍的小说至少高于一打诺奖得主，高行健、莫言，皆不如他，远甚。

 高行健的小说语言很“水”。其法文剧作或有可观，但获奖理由聚焦于小说，尤其是《灵山》。莫言太唠叨，用马悦然的话说，太会讲故事。其《红高粱》乾净爽利，英气勃勃，自成一格，是成名作，亦是最高峰。

 某出版社退回高行健《灵山》书稿的信中，指出其文字十分年轻稚嫩，并列举了主题模糊，语言粗糙，议论太多，又不能像米兰 · 昆德拉那样具有深度并编织在全书的有机结构中，以及充斥粗暴的性幻想等问题。

 据说这封退稿信是假的，但这位“编辑”的评价到位！文学批评应当只关注文本本身，任何外在身份都不能左右对艺术作品的审美判断。

 随便抽一页，比如《灵山》第一百四十七页（灕江出版社）。这页对话可以全删。

 与此相对照，福克纳的《三角洲之秋》才叫大道至简。昆德拉的《庆祝无意义》也是多视角对话，也是探究终极意义，但语言、哲思比《灵山》高多了。

 昆德拉思考的、表现的是存在的境遇，荒诞，及最后的（与虚无主义的）和解可能，那种诗性、哲性在叙事张力中的合一，无人可及。

 龚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