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在诺奖出炉前从韩国得了个文学奖，赔率肯定会上升。可是，这么多年来，阎的小说一直看不进去。于是，我请邻埠一位作协主席给我推荐一部他认为最好的阎连科的小说。他立马转了一篇以前写的评论。这是作家评作家，读起来非常痛快。虽然文章中佩服、讚赏之辞甚多，但作者其实已点出了问题。阎连科确实和莫言、余华一样（甚至包括格非），中篇比长篇好。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个中篇，如王朔的《动物兇猛》，格非的《褐色鸟群》，余华的《活着》，还有马原的几篇等，确实经典。

 阎连科和莫言都太能叨叨，而且是土味很重的叨叨（阎还喜欢弄洋话题），把叙事张力冲得稀烂。对照一下卡夫卡的《城堡》、加缪的《局外人》、西蒙的《弗兰德公路》，需要从叙事艺术上脱胎换骨才行。当代文坛的长篇小说中，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成功的，因为扎实，不搞自己不懂的，虽然有些性描写比较Low。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往今来，常受人质疑责难而又令人困惑不已的问题是：存在者是什么？

 的确，相对于哪部小说好不好，谁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存在者是什么，我该如何存在，更值得探问。日前我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余华的《活着》表现了一种既然活着就活下去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可以称之为“活着主义”，与道家的旷达不同，与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也不同，与阎连科的“受活”可相参。

 活着，受活，都是“我该如何存在”的问题。人置身天地，倘能如道家一般“物物而不物于物”，便是有了极高智慧。

 龚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