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先生于去年五月十八日在北京离世。他是一九二二年一月生人，得享罕有的百岁之寿。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谈不上熟悉，但他是我心目中写作的“偶像”。箇中原委，说来话长。

 那是一九六七年冬，我上小学二年级，家裏来了亲戚，是在太原当教师的大表兄、大表嫂及幼小的子女。住下第二天，大表嫂的父母来看望女儿女婿一家。原来大表嫂在上海生长，因有个哥哥在山西工作而去了太原。她的父亲名叫吴梅士，其时已逾花甲。父亲让我叫他爷爷，他摆手说：“使不得，这样称呼乱了辈份，叫老伯就好。”于是，我便叫他老伯。后来我跟父亲到塘沽路三角地菜场附近的吴家造访，吴老伯很健谈，普通话带安徽口音，讲起儿子大智，抗战开始时读高中，突然失蹤联繫不上了，家裏四处打听都无下落，两个月后收到一封辗转寄来的信，才知已入延安抗大学习，名字也改单名“象”字。这个柳暗花明的情节，我听着有趣记住了。

 两三年后，我识字多些，常到里弄居委会看墙上挂着的《文汇报》，想起吴老伯说他的儿子当过《山西日报》总编辑，知道定是很会写文章的人。

 读到吴象的文章，是一九七八年上大学后。那时他任中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随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深入农村调研，总结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文革”结束还不久，对于解放生产力却有违教条框框的这种生产方式，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抵触和反对意见。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大块文章，力求用新的社会实践破除旧的思想阻力，激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尤其整版的〈阳关道与独木桥〉，以两位省委书记观点不同的对话为引子，用大量事实和资料，阐述实行包产到户的必然性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逻辑严密，文气畅达，读来有振聋发聩之感。我讚佩之余，冀望以后也能写出这样的长篇宏文。

 吴象以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多年裏，我知道他，而他并不知道我，如同现今“粉丝”之于偶像。然而，人之相遇又很奇妙。一九九五年夏，我在三藩市当记者，有天收到斯坦福大学举办吴象的“中国的农村改革”报告会预告。我按时去报告会现场聆听，他讲了两小时，回答了师生们的一些提问。结束后，我与吴象及夫人刘玉边谈边走出教学楼，主要谈他访美的活动行程。随即，我对他说这个採访是“半公半私”，接着说起他的大妹和大妹夫名字，也讲到幼时见吴老伯的往事，提到他瞒着家裏奔赴延安的经历。吴象初显惊讶又恍悟大笑。原为新华社记者的刘玉惊歎：“没想到，在美国来採访的记者还是亲戚！”我笑道：“这亲戚关係有点拐弯。”交谈了一会，我把相机交给从旁路过的一个学生，为我们摄下合影以作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