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大公报》和《文汇报》，历史悠久，一向为澳门读者所熟悉。只要不来强颱风迫使客轮航班暂停，几乎天天一早到埠，不光政府部门、各大社团、高等院校和图书馆等长年订阅，众多报摊、超市、便利店均有零售，读者群也很可观。

 二○一六年二月，这两份港报整合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运营上有分有合，惹人关注。但坊间也有不解之声：这两份报纸，明明各有经历和传承，怎能合併成为一间集团公司？

 事情虽已过去六年，这类疑窦依然存在，笔者也曾被问及。那恰是因为对这两份港报的历史不太了解。实际上，《大公报》与《文汇报》早有渊源，并非毫无关係，绝不相干的。这一点，在报刊史和老报人回忆录都有记载或述及。

 《文汇报》于一九三八年初发轫于上海，当时日军已攻佔除租界之外的城区。以严宝礼为首的几名职员和报人，决计在租界创办以英商挂名的中文报，传播抗战消息和言论。他们打算集资一万元，但结果只筹到七千元，筚路蓝缕，先天不足。得知这个情况，《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派人与严宝礼洽商入股，注资一万元。双方一拍即合，《大公报》成为《文汇报》的股东。不过，以七千元资金开张的《文汇报》，商定将资本金升值为二万元，佔股三分之二，所以仍为大股东。

 《大公报》投资一万元，对未能成为大股东也能接受，是因为不用现金出资。《文汇报》草创阶段，租用《大公报》停刊后留下的办公室、排字房和印刷间，连白报纸也向该报赊用。所以，《大公报》的投资款，是以《文汇报》租赊的房子和纸张费用抵扣，扣足为止。那时，在《文汇报》排字和印刷的，也是原《大公报》的工人。

 更为重要的是，《大公报》与《文汇报》洽商投资入股时附有条件：安排因该报停刊而遣散的採编人员入职。其中，徐铸成任主笔兼管编辑事务；王文彬任採访主任兼编本市新闻版；程玉西担任编辑。尤其是徐铸成，逐渐在《文汇报》发展史上成为主角。一九三九年《文汇报》为挫败汪伪当局收买而不得不停刊，他重返《大公报》任香港版编辑主任、桂林版总编辑、上海版总编辑，又因理念、人事因素脱离供职十七年的《大公报》，于一九四六年五月重入《文汇报》任总主笔，随他先后“跳槽”的同事有郭根、王坪、金慎夫、戚家柱等人。到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文汇报》被封，第二年徐铸成代表同仁赴香港，与成立不久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洽商，在当地合办《文汇报》并任董事、总主笔，直至北上参加新政协。

 总括而言，早期上海《文汇报》获得《大公报》援助，一方面是资金，表现为房子、设备和白报纸；另一方面是人才，输送办报骨干充实编辑力量，有的因此独当一面，成为灵魂人物。追溯起来，这对香港《文汇报》奠基问世，也有断续不辍的历史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