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疫情，对新闻与社交媒体的关注比平时多很多，难过、愤怒的时候也多很多。

 现在是全球疫情爆发的第三年，若特区政府选的是“清零”政策，那疫情在社区爆发后要採取的各类与“核检”相关的预案，所涉及人数、地点、工种配套之核酸站点，应当早已準备充足。今次这样对两大工种扔出同一套紧急执行核检方案，让居民经历现场混乱、日晒雨淋后又紧急取消该措施。更离谱的是，事后没有人为此道歉担责，反而再次把过错归咎于居民“太积极”。

 抗疫中的每项措施，事关数十万人的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和儿戏。尤其当下这样的时期，更需慎之又慎、轻率不得。本应是巩固公信力的时机，但从公布到取消措施的轻率仓促，暴露出来的是平时毫无预案。

 此事也难得在疫情记者会上连遭数位记者质疑，但翌日此举却引发居民致电电台为政府辩护、指责记者。对此我想说的是，近两年即便有人一再为这一切辩护，内心再爱这一切，总有一些令人失望、愤怒的瞬间，会激起内心最深处的痛苦。可以是核检站内混乱推搡的人潮，可以是大雨中全身湿透仍听话排队等候核检的“打工人”，也可以是因猝不及防的通关措施露宿街头的外僱。这些人兴许离某些人很远，但对我们普通人而言，下一个可能就是我，或者你了。而如果一个人，每次看到发生这些事时，都在讲大局，为政策辩护，将行政的必要性凌驾于个体的痛苦之上，并责骂攻击所有因看到这种事而产生愤怒的人，那我也希望当他遭受这一切时，也不会愤怒。

 再者，媒体的功能本来就是公共对话。公开质疑、监督政府，是媒体的职责，更不用担心谁来管媒体和记者，我们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管媒体和记者的人。

 葛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