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餐好吃，但国外的中餐很难吃。西方人不易欣赏也学习不了中国的文人传统与古典之美，语言、文化之异，相隔如重山。当代诗坛几代人中，部分靠翻译体餵大的诗人，有如邯郸学步，而自以为先进。

 最近小说家张炜推出了长诗《铁与绸》，有一本书那么厚。一些学者专家开始对其畅谈、热捧。但粗翻一过，感觉这首长诗不过是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罎子想像的放大。在名作《罎子轶事》中，史蒂文斯如此想像一只罎子：“我把罎子置于田纳西州／它是圆的，立在小山顶。／它使得散乱的荒野／都以此小山为中心。／荒野全都向罎子涌来”。

 有规划有系统地写诗，往往失败。墨西哥诗人帕斯认为，诗歌是危险的，因为它体现了人的非理性部分，人的激情，人的慾望，人的梦想。

 理性规划不出好诗。计划诗学注定失败。因此，对自己的诗，我从不解释，也无从解释。诗者，诡道也。用西方人的观念，可以这样说，诗性是神秘经验，在翻译中丢失。作为诗歌作者，对于自己的诗歌写什么、怎么写，真没得说，说了便无趣了。这也是我不能接受西方告解式、布道式、马洛（《黑暗的心》中的水手）讲故事式的碎碎唸诗歌的主因。

 这么爱说事，这么爱说理，这么爱唸叨，打都打不住，不如去做传教士，还写什么诗？艾略特的《荒原》固然是现代诗抗鼎之作，但在爱唸叨方面，并不是好示範。

 诗性就是灵韵、神光，以灵魂的视力烛照万物，以希声传大音，以不言传大美。道可道，非常道，诗性通哲性，而不假逻辑。读诗，乃灵魂对话，同频方可共感。

 有些诗人的诗评善解人意，非常优秀。但诗歌不是评论，不是对世界对人生的注释，所以美国作家桑塔格反对阐释，她主张，应当排斥所有对世界的机械再现，而应直接体验生命本身。

 龚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