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疫情切割成了狭小、不规则的块状物。尽量不要离开所居住的地方——城市在此时扮演的是末日电影里常见的“庇护所”角色，如同一个让人停滞不前的温暖巢穴——若是实在要旅行或外出，则请做好规划：昨天预约，今天检测，明天拿到结果，务必于失效前赶回家。

 一份盖了章的阴性保质期文件（同时也仅是一张单薄的白纸），其重要性不亚于机票和护照。它是我们在文明社会里有限度四处走动的通行证、检疫合格的红印、肉身仍纯洁无瑕的凭证。在珠海拱北，我数次寻求这张凭证。“核酸点”大多像工地临时搭建的铁皮小屋，其中一个呈长方形。我站在入口，顺着一条长长的队伍慢慢向前。体温测量、覈实身份证，最终到达房间的末端，朝玻璃窗口张大嘴巴，迎接棉签採样，然后从后门离开。成熟的流水线，自愿前进的双腿便是传送带。

 接下来的七天内，我又是自由的了——自然，是相对自由——时间和空间在这七天内对我网开一面。

 核酸检测就此成为了我们度量时间的新标尺。这项动作、事件、淬鍊工序，既让我们绞尽脑汁地计算时间，也成为了时间本身。它就是那一枚同时向我们展现正反两面的矛盾硬币。机械时钟把时间切分成等量的实体。一刻钟、一小时与一个对时，它们在錶盘上皆是可见的、可被分配的。核酸检测却把时间切分成繁琐的手续与焦虑的等候，以及拿到阴性结果后的愉悦和如释重负——正是因为核酸检测，时间变得不可控，也变得极端可控。不可控，是因为时间并不在你与我手中：我们将时间存放在了试剂盒里；可控，是因为时间已被书写在了我们的身上，有效或无效，全部一目了然。

 李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