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的治学方法一直受人关注。因为他学富五车，兼通文言及英、法、德、意等多种外语，且治学勤勉，却并未留下一部厚实的文学史或文学理论专着，令人歎惋。有些学者便从多个方面，甚至包括碎片化写作理论，试图为钱锺书的治学方法作辩护。

 其实，钱先生的治学方法没那么多讲究，除了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及《七缀集》的学院化写作，他基本放弃了体系化的研究。《七缀集》的学院化写作作为例外，应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科院的建制化要求有关，杨绛的一些文论也写于此时。

 钱先生以日知为乐，随读随思随记，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以及上千万字的中外文手稿集，皆是清人所谓劄记册子。其中甚至谈到了男婚女嫁的心态差异：“男高攀不得，尚可不娶，女高攀不得，辄须下嫁；盖世情患女之无家急于男之无室也。”

 钱先生的兴趣在于探究道心、人心、文心，但无科研项目式的系统规划，也不耐烦专着、史乘式分章分段长篇大论，其小说、随笔、诗歌，则是寄其余兴，亦旧文人文、学不二分之遗风。职此，钱先生实为文人传统之现代传人。钱学品格殆类苏学品格，二人皆于佛禅深致意也，钱氏更于中西神秘宗之会通，多所萦怀。就体例言之，《东坡志林》即管锥之属。学术生活化，生活学术化，此之谓也。

 自然科学、农工商之学自当科学化、体系化，人文学之科学化则大可不必。清末以还，世之文论经典，可数者仅《人间词话》、《谈艺录》、《诗词散论》、《美学散步》数部，而重点重大项目不与焉。此数部经典，皆得超脱理窟、悠然神会之风致。散者，形散神凝之谓也。《美的历程》差可附骥。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重在功用，人文学重在受用，此即人文化生、道不远人之旨。

 龚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