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老朋友冼为铿先生〈记远忘近又一例〉一文，深有同感，记忆衰退了，我的情况也许比冼先生更严重。近两、三年街上有人向我打招呼，我会一时想不起他或她是谁，非常失礼，为此而担心患失智症，查了资料，说假如为此而担心着急者就不会是失智症，我放心了许多。但是此类事情经常发生，也许是所谓的失忆或脸盲症，反正就是脑子有病。随着年龄增长，脑功能衰退是必然的，自然规律难以抗拒，只能泰然面对。我经常上街走动，很担心因此得罪人，或被人看作傲慢不礼貌，所以常带笑容，对面有人过来更是笑脸相迎，可是也许因此而有人觉得我有点神经病。

 随着年龄增长忘事常有发生，临出街前太太吩咐我买点什么东西，到超市就想不起来了。上海男人一向尊重太太，很听话的，年龄增长的我岂非越来越不像上海男人了，赶紧补救：太太有什么吩咐立刻在手机上记下来……这显然是健忘症，总之也是脑子问题。

 我乘车或行路时，经常会轻声哼唱歌曲，歌词忘记了。我很喜欢《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学唱了二十年，只记得曲调，歌词总是记不住。从小唱熟了聂耳的歌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曲也熟悉，解放后歌颂领袖和党的歌曲几乎每一首都会唱。我熟悉的歌曲几百首，现今只记得儿时学唱的歌曲：《满江红》、《送别》等，其他歌曲的歌词忘记了，典型的“记远忘近”。我对于苏联歌曲和其他外国歌曲比一般人更熟悉，今年四月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着名歌曲翻译家薛范是我六十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曾有合作，我也译配过多首外国歌曲，可是现在只有一首日本歌曲《红蜻蜓》的歌词还可以背诵，其他都忘记了。也许是因为《红蜻蜓》歌词有故事情节，所以容易记住。几百首歌曲只记得曲调，不记得歌词，显然是选择性失忆。

 近来我约请老朋友张兆全先生聊天，共同回忆早期的澳门艺术节。我发现老张的记忆比我好得多，件件事情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我内心有点妒忌，可是又没办法把他的好记性抢夺过来……

 我的经历丰富多彩：大城市和农村都住过；相识过新四军和游击队，也遭遇过日本鬼子和伪军；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等。从事过多种职业，移居澳门后参与创建澳门电视台、参与澳门艺术节和国际音乐节的製作……

 看来应该赶快撰写回忆录，把这些内容丰富且有趣的事情记录下来，免得忘记。特别是参与建立澳门电视台的经过，澳门艺术节和国际音乐节的往事，这些都是澳门现代文化史，值得书写记录。

 殷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