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地处边隅，长期以来都不十分引人注目，近二、三十年来澳门经济腾飞、学术进步，源于澳门本身的独特文化意蕴和人文内涵逐渐被发现和注意。早于明清之际的中西早期接触中，澳门为多种异质文明的交流和碰撞提供了一座桥樑、一个舞台和一块缓冲地。清中叶后中西再度隔阂，澳门为东西方思想文化和经济贸易的交流保留了一条窄小而顺畅的通道，令其沟通不至于完全中断。正是在这一历史机遇下，澳门逐渐形成兼收并蓄、包容共处的特性，形成“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格局，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圈点了一个闪亮的符号。这个符号所搭载的历史传统和交流经验，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不多见，值得我们珍惜与挖掘。

 澳门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不无讨论和争议，探索的过程也有起有伏；但澳门学从一个学术概念过渡到学科建设，无疑是质的飞跃。这不仅说明学术界认为澳门学作为学科建设有其学术可能性和合理性，也说明了社会各界对澳门学的重视与认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普遍认为，澳门学是构建本土知识和本土话语体系的载体，而本土知识和本土话语体系则是澳门学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目标。

 当然，这不等于我们只关心澳门本土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而是放宽历史的视界，从小空间、小事件洞察大历史、大问题，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重审澳门人、事、物的人文价值。

 澳门学研究，应从澳门历史发展的全域加以观察，将澳门近五百年历史变迁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进程联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澳门在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澳门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科学地论证和定义；澳门学作为一个学科，也有待一步一个脚印地构建和完善。无论作为概念来界定还是作为学科来建设，澳门学在任何时候都需要高高举起一面旗帜，引领一批学人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行，齐心协力地履行新时代赋予它的光荣使命。

 因此，当前澳门学的学科建设，至少应该涵盖如下五个方面的使命：正确建立澳门的宏观历史叙事；科学研究和充分把握澳门的区情和区势；深入分析和总结澳门的社会形态；高度提炼澳门现象、澳门模式、澳门範例的普遍意义，以及重新发现和弘扬澳门对外交往的对话沟通传统功能。

 （二之一）

 吴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