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小鱼是北京人，他三月份从北京出差到上海，在某高校讲课。原定工作结束即回北京，可惜天算不如人算，他被“封”在上海崇明岛上的一家酒店里。

 一个多月的酒店生活过得怎么样自不必多说，三不五时下楼排队做核酸检测的时候就如监狱里的放风时间，他可以看看楼下的树木花草，还偷偷拍下了春天的路边毫无顾忌恣意开放的油菜花。物资当然是缺乏的，什么都买不到，“倒是不至于饿死”，感觉他隔着手机荧幕，苦笑了一下。

 说到崇明岛，让我想起母亲以前的一段往事。文革后，母亲被从工作的上海农科院下放到崇明岛劳动，说是劳动，实则是去种地，一去就是大半年。带着出生才几个月的我，和很多下放劳动的人挤在一个大统铺——十多二十人都睡地上。大冬天，寒冷的夜里，半岁的我彻夜嚎哭，总把大家吵得睡不着觉。母亲也因为喝了不洁的河水得了甲型肝炎。

 大家向领导汇报，希望另外给我们母女找个地方睡，不然大家都休息不好。“託你的福”，母亲笑说：“生产队找到了一户人家，晚上我们可以睡他家的柴房的柴堆上了。”

 得了肝炎的母亲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白天把我放在农村的托儿所，说是托儿所，其实很髒乱，只有两位农村老太太看管孩子。每晚接我回家时，棉裤已完完全全尿湿。没有多余的裤子换，要在火炉上烤我的棉裤，房间里“瀰漫着尿味”，最后，棉裤也变得硬邦邦的。

 一次，同单位的敬懿姨跑去崇明岛看望母亲，买票、排队、坐船、转车，单程也得一天。她本身身体很差，但硬是一路保护着怀里装日光灯的纸盒——里面是她用珍贵的蛋票买来的一排鸡蛋。

 这事，母亲念叨了一辈子。

 谷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