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有悲剧”这个问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上非常着名的一个争论。无论是钱锺书还是王国维，都在吸取西方不同诗学观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中国近现代几次翻译浪潮的影响下，西学东渐的格局早已奠定，与“中国是否有悲剧”类似的“中国是否有史诗”、“中国是否有哲学”、“中国是否有叙事传统”等问题，应该属于同一类。

 今天学界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的提问方式进行反思。无论是“悲剧”还是“哲学”，其实是外来概念通过追溯的方式，运用在中国文学或者说中国学术语境中的。从这个层面讲，我们没有一个和西方对应的“悲剧”概念和文学体裁，是非常正常的。

 在钱锺书和王国维那个年代，我们的前辈学者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为中国学术辩护的色彩，同时我们还是要将其放在一个历史的视角中。用外来诗学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提问，其价值还是在于一种“他者”的比较视野，通过“差异”来认识世界和我们自己。或者适时在“差异”的启发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如“抒情传统”、“天下观”等，最开始就是对比西方已经提出的东西，藉此进行自我溯源，重新发现自我，无论是否成功，也都是一种尝试。

 悲剧美学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中国有悲剧，有哲学，也有叙事传统。中国古典戏曲和西方悲剧的内涵本身是存在交集的，中国诸子学术也谈宇宙、伦理、世界本源。问题出自我们拿来命名的概念的规定性本身，我们不断的强化西方古典悲剧理论家对悲剧的阐释，最终是让悲剧成为更封闭和坚实的概念本身。但是识别出悲剧只是研究的开始，或许我们当今要做的，是不被以往的概念所收编，同时去关注如悲剧、哲学这些範畴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并探究其合理性。

 龚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