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蝴蝶》到《天狗》
2022-03-15 2532 利民·邓 澳门日报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出了“新诗四变”说:“厥后新体之诗,始仅蔑弃旧诗规律,犹未脱旧诗之音节,再变而为无韵之诗,三变而为日本印度之俳句短歌,四变而至西洋体诗。”他将一九二○至一九三二年间中国新诗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作为亲身观察过中国新诗发展历史的人,其对新诗的阶段划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钱基博所认为的第一个阶段中国新诗,自然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除了胡适,早期白话新诗的代表诗人还有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周作人等,其中俞平伯的《冬夜》和康白情的《草儿》是在当时颇具影响的新诗集。
《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其幼稚是众所皆知的,比如经常被引为笑谈的《蝴蝶》。诗中说:“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类所谓诗歌,粗浅直露,无意境,无留白,几无诗韵可言,当然是尝试的代价。也确如钱基博所说:“始仅蔑弃旧诗规律,犹未脱旧诗之音节。”
随着新诗的发展,早期白话新诗开始成为被批评的对象,而钱基博所说的中国新诗第二阶段“无韵之诗”(即自由诗)时代随即到来。郭沫若凭藉其新诗集《女神》创造了汪洋恣肆的自由诗体,成为自早期白话新诗阶段后开一代新风之人。
郭沫若将情感与想像作为诗歌的基本要素,其创作想像大胆,情感热烈。其代表作《天狗》即是显例。在诗中,他高呼“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种气魄和句式,对习惯读旧诗的人来说,有焕然一新之感。这是诗体上的真正解放,从《蝴蝶》(一九一六年)到《天狗》(一九二○年),仅仅过了四年。
龚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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