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性别平等实践的第一个场域是家庭”，那到底是多艰难的一件事情？

 去年年底，因在澳门文学节主持一场关于江道莲小说与弱势女性主题演出的座谈，我问及演员如何以现代女性的身份再次诠释半世纪前的女性角色，毕竟时代不同，所遭遇的社会压力都不尽相同。

 其中一个演员尘雅正，谈到澳门此刻有许多尚未改变的性别环境：“简单来说，重男轻女的压力一直都在，它发生在生活的各个细节。”

 我想起童年时代，因为被认为是多出来的女孩而小名“多多”的友伴。当年的生气依然在：“她的家人为什么偏颇这么坏的世界，帮着欺负她！”

 家庭是儿童性别教育的第一线，但它同时是複製各种性别创伤的地方。在医院大哭的孕妇，因腹肚里怀上第三个女孩而变得歇斯底里。女性友人中，有家中为了生小弟而无故被生下来的女孩，也有一生远庖厨的兄弟，还有因空间不足而被驱离原生家庭的。或是因为没生上儿子，就承受着莫名的语言羞辱与冷暴力的媳妇（我很想用“妻”字，但它不足以说明她的家庭关係）。

 我记得十八岁那年大学入学面试，教授刻意曲解“君子远庖厨”的原意，说出了这是男性至今远离厨房的原因，我一边解释《孟子》的原意，一边愤愤地说若是将君子的不忍之心作为男性独有的情感来解释，那《孟子》在现代也没有读的必要了。出了会场气愤地跟父亲报告，我记得他笑了，说那就不要来读了吧。“考上了也不读！”当我真这么做了，父亲也是笑着点点头。

 即使是身在拥有许多女儿的家庭，父母也能是第一个打破藩篱的人。孩子们出生的一刻、被养育的一刻，父母在路上的欣喜，让无论是作为男孩或女孩，一样能放心做自己，也相信自己能被疼爱的安心，感情的种种诚恳，是这辈子得到最大的宝藏。这个宝藏，多多也值得拥有。

 川井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