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上海老邻居写了长文在微信转发，是回忆幼时就读的弄堂小学，也是我开蒙唸书的母校。邻居大哥比我年长七、八岁，也许是与小学同窗经常聚会，又不时看望老师的缘故，一个甲子前的人与事，竟然一清二楚，历历如绘！看得出来，因那所小学已不复存在，该文写作有着某种紧迫性，而小学的命运，又与所在里弄浙兴里去年开始拆迁相关。想到这一点，读后不免生出一些若有所失的怅然。

 记得十八岁生日那天下午，我独自在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锣鼓声，接着有人说话：“是这家，是这家。”知道是中学来人上门，张贴欢送上山下乡的喜报，我没有开门，只听着锣鼓声再起，往另一家敲打而去。约二十天后，我携带行李，到郊区崇明岛插队落户，下田干活以工分记酬。不到五个月，“文革”后首次高考举行，我去县城完成考试，趁冬季农闲回市区，那时家已迁往徐汇区新居。青涩年华中离开的浙兴里，从此成了我心底的记忆，有些清晰也有些模糊。

 浙兴里位于虹口区溧阳路，呈凹字形，陷进去的部分是个大菜场，从早到晚人流不息。往裏走，当中是一条宽敞的总弄堂，两侧各有三长排石库门房子，内部格局大致相同：灶披间、客堂、亭子间、二楼和尖顶假三楼，外加晾衣物的晒台。里弄内，除了大菜场，还有粮食店、酱油店、烟纸店、小酒舖和老虎灶，沿马路一侧有大饼摊、水果摊、缝纫摊、百货店、皮鞋店、文具店、理髮店、药店、邮局等，生活所需一应俱全，十分便利。

 小时候听老师说过，这个里弄是浙江兴业银行为职员兴建的宿舍，故名浙兴里。在我记事的年代，这家银行并不存在，只是与里弄有关的一个名称。就此可知，里弄很有些年头，一说为一九二七年建造，另一说是一九三一年落成，不论哪个年份，被拆除时都过耄耋之年了。中间几经时局动荡，居民变得庞杂，有教师、医生、工程师、职员等知识阶层，也有基层干部和工人，还有旧军官、小企业主及个体经营者。“文革”兴起时，三天两头有红卫兵或造反派到里弄来抄家，还有住户发起对同门另一“坏分子”住户批斗的，气氛非常酷烈。狂飙过后统算，一条弄堂，大多数门牌号都有被抄家的。那些不堪的历史场景，会否与消失的弄堂一样，从人们的脑海裏湮灭无迹？

 这个留下少年时代印记的里弄，应该还有我未必知晓的往事。为此上网搜索，发现不仅有文字记载，居然还有视频，是老居民像嚮导似的对人介绍。

 据记载，浙兴里有楼房二百三十四幢，居民二千九百人。这个上海典型的新式石库门里弄，繫着名建筑师李英年的设计代表作，每条弄堂都是联体建筑，并非独立别墅，用楼房和幢数表述未必準确；人口数据应是拆迁时的统计，早先绝没有那么多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