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读报，一则新闻映入眼帘：〈李骏：回国回校是最好的选择〉。原来，这位赴美留学、任教多年的数学家，已任复旦大学上海数学中心主任、首席教授，前不久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许比之其他读者，我读罢新闻，还多了几分感慨。

 这感慨，出自对往事的回想。一九七七年夏末，因“文革”而中止十年的高考恢复，追求知识、重视人才在全社会蔚成风气。第二年，上海举行八省市中学生数学竞赛，李骏独佔鳌头，给他颁奖的是着名数学家苏步青，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当李骏等几位获奖者随后考入该校数学系时，苏步青专门设立“尖子班”，配备最强的师资悉心培养。我在新闻系就读，兼做《复旦》校报记者，为了报道数学系一位优秀讲师的事蹟，曾去宿舍访谈李骏及其同学顾名皋、徐幼予等人，了解他们对这位教师授课的感受和评价。后来听说，这些高材生相继出国深造，学有所成。李骏是提前读完硕士研究生课程，经导师胡和生教授向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推荐，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再入史丹福大学执教，于一九九八年成为终身教授。两年前，他也踏上“海归”之路，回到上海的母校培养数学人才。

 我由此想起，一九九四年初春，在美国採访报道青年数学家陈永川“海归”的事蹟。他于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推荐，一九八七年入读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一九九一年六月获博士学位，被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聘为研究员，因发表关于离散数学的几篇高水平论文，被公认该领域最领先的数学家之一。但在还有一年时间即可获终身职衔之际，他毅然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到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中，陈永川即使不是第一位回来报效祖国的，至少也在最早的那批“海归”之列。对于当时的海外学子，这堪称石破天惊之举。

 那以后二十多年来，留学生“海归”的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其中不少才俊大显身手，在教育、科研、实业和金融等各行各业有所成就，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良多。

 当然，李骏也是这些佼佼者之一，儘管他回国工作较迟，不再是大新闻，但他这次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学术水準获得高度肯定，可以预见其在数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会有新成果。

 内地改革开放后，负笈海外求学者络绎不绝，当以百万计，而“海归”的毕竟是少数，时间上也有先后。其实，与出国留学一样，“海归”也是人生的一项重大抉择。归与不归、早归与迟归，牵涉到职业规划、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及子女教育等诸多因素。但只要出国留学的大门一直敞开，“海归”就不会成为历史名词。早归固然好，迟归也无妨。也许可以改用往昔对境外海外人士常说的老话，叫做：“海归”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