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是一个值得系统探究的话题。例如鲁迅，他在受到西方诸如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深刻影响的同时，也葆有内生性的思想。鲁迅的过客意识或许也受到李白的启发。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感慨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当这种过客意识上升到哲学的维度，就如同我曾提出“哲性的乡愁”概念：余光中、郑愁予与洛夫诗歌中可见的超越地域与文化的乡愁，都可上升为一种永恆的乡愁哲学。

 存在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始于上世纪初叶。张爱玲以一种被抛入世界的荒凉感抒写了存在主义的苍凉气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再度出现萨特热、尼采热的文化热潮；史铁生阐发基督教哲学后，伴随其人生经历而流露出向死而生的自我救赎意识。直到今天，邓晓芒与残雪的对话亦蕴含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王国维翻译了叔本华名着《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部分章节，并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正确地提炼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与唯意志论。

 〈红楼梦评论〉与意志论的深刻联繫首先体现在对生之慾与生之痛相终始这一永恆正义的了悟之中，背后是厌世解脱的精神。儘管肤浅的乐观主义基督教信徒会指认人生本质不止于此，应该追求诗性的正义，但统治世界的永远是永恆的正义。《红楼梦》作为“悲剧之悲剧”的自然发生，正是“永恆的正义”的写照。往往具有强烈悲感意识的作家都会对人生本质有深刻的洞察与体验，后继者如钱锺书、张爱玲与白先勇笔触间的悲观主义色彩都与《红楼梦》相会通，又如昆德拉对尼采“永劫回归”的反思，亦体现了人生注定不完美的叔本华式悲剧意识。

 龚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