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女性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思考自身命运、所处环境、潜在能力、生涯规划等命题。女性走出闺阁，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并用自身行动来回答“娜拉走后怎样”的诘问。 “女性”一词不再是束缚女性发挥潜能的标籤，她们既是温婉娴淑，也可豪气万丈。在闺阁中常与琴棋书画为伴的弱质女子，也可以在风云激蕩的时代中变得巾帼不让鬚眉。被誉为“岭南第一位女博学家”的冼玉清，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冼玉清生于澳门，从小立志救国，十七岁中学毕业就决定委身教育，终身不嫁。那年适逢孙中山访澳，并在镜湖医院大礼堂演说，冼玉清有幸聆听，还写下励志的笔记。冼玉清其后不断实践自我承诺，在岭南大学任教时，亲授冼星海诗词和书法，并资助冼星海到巴黎音乐学院深造，使后者成为抗日救国的人民音乐家。

 冼玉清虽在传统家庭长大，但她却是女中丈夫，学贯中西，有着不愿受传统礼教所束缚的新女性思维。当时战火纷飞，本是闺阁名媛的冼玉清也被迫“行走江湖”，其诗集《流离百咏》多述战乱之苦、救国之切，而不作儿女之情、忸怩之态，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忧国忧民的情怀。

 她擅书画，工诗词，出身显贵，本可在澳门家中避战，诗意地栖居。然而，她却宁可冒着生命危险，在烽火中辗转多地为学生授课。《壬午七月初六初抵赤坎》中的诗句：“国愁千叠一身遥，肯被黄花笑折腰。地限华夷遗恨在，几回癡立寸金桥。”是诗人的独白。“一寸国土一寸金”， “寸金桥”这广州湾租借地的分界线，是爱国志士们用头颅和鲜血换回来的。念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诗人万分悲愤。

 冼玉清有“徒悔雕虫”语，其中“悔”字，正是其对“雕虫”的态度。“肯被黄花笑折腰”，也就是说，仅仅自顾自地过“雕虫”式的隐士生活，已无法实现其人生价值。在那国难家仇的年代，她把抗敌救亡视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因此她选择了献身报国。

 《流离百咏》须置于历史场景下阅读。她在自传中说：“其间不知经过多少艰苦，如失行李、走兵、走险等。”诗歌之于历史，负有天职，如建安文人慷慨直抒战争的惨况和人民的苦难，魏晋名士以超脱风骨排遣时代的昏暗，盛唐诗人集灵秀风神吟咏盛世气象等。冼玉清富有民族使命感，其诗歌创作率真自然，感人肺腑。她一生勤俭，穿补丁衣，离世时将积蓄约五十万港元尽捐国家。在她身上，让人看到一位将传统和现代完美结合的伟大女子，也看到了孙中山对她的深远影响。她确是凤毛麟角，百年一遇。

 冯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