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过一番话，大意是：时下，书报杂誌上的语法、修辞、逻辑和常识性错误比比皆是，如果彙集起来纠正，每个月都可出一本书。老先生做过教师和编辑，还当过教育部副部长，对出版物的质量问题有切肤之痛。四十多年过去，人们的写作已由手写改为电脑打字，附有辅助的校订功能，加上互联网上知识资源丰富，可以随时搜寻检索查证，报刊和图书上的差错照理应该绝迹了，可是事实却远非如此。

 近年我几乎不逛书店，也不会仅看简介便上网购书，所读多係赠书，故而极少。但这极少且随意的阅读，也每每因发现不该有的讹误而兴致顿失。比如，《他们从这裏走来》是纪念上海社会科学院已故院领导的文集，有篇口述回忆说某院长八十年代为解决办公用房，向市委领导夏征农和陈毅送上申请报告，一看就知是错把陈沂当陈毅了。又如《武重年口述历史》是上海民革第二代传人回忆毕生经历，某处提及与上海市副市长沈佩华相关之事，这个名字实在生疏，细想当是曾任副市长的着名工商业者盛丕华之误。上海出的书，连不太久远的当地党政领导名字都出错，说得轻些，是图书的编校不仔细；说得重些，是有辱出版业“半壁江山”之美名。如今，编辑的工具和手段比往昔优越多了，而这类低级差错仍不少见，可知编辑的修为才是关键所在。

 前一本书的编辑可能是“八○后”，没有机会听闻陈沂这个名字，而执笔者或也如此，听口述人用沪语讲到这位前市领导的名字，就写下名气较大的陈毅二字。口述人未核对记录稿，执笔者又想当然，编辑也不知有错，各自都有责任，但版权页列印的是“责任编辑”，应负的责任最大。如果这位编辑平时阅读广泛且注意积累，即使不知道曾有主管文教的市委副书记名叫陈沂，起码也该知道陈毅五十年代中调离上海升任副总理，一九七二年病逝，绝无可能在八十年代过问上海的事务。倘若对历史了解较多，还会知道陈沂原名陈毅，正是因军内高层已有陈毅为免混淆而改名的。这类冷知识不是课堂上能学到的，编辑必须广泛浏览，不断积累，拥有庞大而博杂的知识储存，才能在审读文章或书稿时发现讹误并校而正之。

 后一本书的编辑很可能也是“八○后”，但已无关紧要，因为口述涉及的史事跨越百年，各界人物众多，记错的人名还有历史学家顾颉刚、爱国将领李玉堂等。对现当代历史没有下过工夫的，很难胜任编辑工作。尤其该书执笔者是市档案馆副巡视员，兼任大学档案学研究生导师，编辑或许过于相信学术权威，加上缺乏相关的历史知识，不作认真审读而放弃职责，致全书讹误颇多。对于任何年龄段的编辑，该书审编的难度都很大，但如果具有认真的工作态度，多与执笔者沟通核查，并用同类书和工具书参证，至少可以纠正大多数讹误，自己也会有所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