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雅俗融合”实际上体现在雅俗两种文化的融合，以及俗中见雅的写作风格这两个层面上。所谓雅俗文化的融合，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趣味的融合，即文人情趣与市民趣味的融合——在这一点上，金庸算得上是个高手。即便是“鸟生鱼汤”之类令人暴笑的噱头，在它的背后，甚至是每一个噱头的背后，也暗含着一个足以造成这种“暴笑”效应——即造成这种“雅俗冲突”的不无文人情趣的语彙。

 俗中见雅的写作风格更是俯拾皆是，较为典型是《神鵰侠侣》中李莫愁在採斗莲越女口唱《蝶恋花》的场景。风景如画的嘉兴南湖上，五个少女蕩舟採莲，歌声轻柔婉转，“格格娇笑”：这是一幅颇具“煽情”效应的，使阅读者陶醉于其中的群女戏水图，不可谓不“俗”，然而寻常的女子欢悦在“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的词句中，并不知箇中愁滋味，以至引出了道姑“小妮子只是瞎唱，浑不解词中相思之苦、惆怅之意”——诗词的意味与小女子的戏水忘情形成的反衬，实际上正是俗中见雅的工笔所在。

 有关金庸小说中的“雅与俗”，历来在定位方面颇多分歧。应该指出的是，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毫无疑问地应该划入“通俗文学”的範畴当中。从金庸小说的生产过程和媒介传播方式上，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况且指称金庸的小说是“俗文学”，无论是金庸本人还是那些为之意醉神迷的阅读者也还都不至于太不高兴。然而作为“俗文学”的金庸小说，确实又在雅俗融合方面作出了有创见的尝试，也是比较成功的——读者没有因为他的“雅”而感觉到生硬晦涩、穷掉书袋，也没有因为他的“俗”而感到趣味低级，格调下贱。

 无论严家炎评价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应该介乎大仲马与雨果之间”是否恰当，金庸小说的确为雅俗文化在纸质媒体上的融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範本。

 龚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