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出国留学前看过《上海文史》，是市文史研究馆当年创办的期刊。新世纪初，我将在旧金山採访的一位美国老人到上海寻找儿时玩伴而如愿的故事，写出后传给编辑部时，已是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合办的《世纪》双月刊。上个月，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兼《世纪》主编沈飞德先生相告，七月是该刊创办三十周年，并获邀写篇纪念文章。

 检出刊于《世纪》二○○○年第三期的拙文《历经六十年的跨国友谊》，是二十三年前的旧文了。就从那时起，这份期刊成为我最关注的刊物之一，热衷阅读之外还乐于写稿。对文史有兴趣的人大抵知道，同类或相近的期刊很多，各地相加不下二十余种，早已形成重合效应，还容易落入“炒冷饭”的窠臼。然而，《世纪》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被公认为内容精彩、影响广泛的文史名刊。我不曾专门研究，但读得久了，自会有些感悟。

 《世纪》的文章涉及範围极其宽泛，上溯近代民主革命，下至当代改革开放，经纬绵长，题材丰富，既有中华英才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探索经历，也有民族领袖豪杰面对国难、联手抗敌的合作佳话；既有开国元勋重要场合纵横捭阖的言谈风采，也有学者书生独居斗室埋首研究的苦心孤诣；既有两军对垒隐秘战线获取情报、从事策反的惊险情节，也有和平时期多方交友、争取人心的温馨故事；既有建政之际文化名流彙聚归心的感人场面，也有动乱之年知识分子失落消沉的苦涩况味；既有政治家在转折关头的独特功绩，也有艺术家在寻常岁月的耕耘成果；既有开放初青年学子出国深造的亲身体会，也有改革后外国学者来华交流的互动情形……一期期刊物所载录的历史风云，繁杂而厚重，曲折而多姿。可以说，《世纪》三十年来奉献给读者的，是红色的革命史，也是灿烂的文化史，又是多彩的社会史。

 《世纪》的编排依托栏目，从宏叙事到微观零拾，包括“世纪特稿”、“本刊专稿”、“口述历史”、“史海亲历”、“史卷拂尘”、“名流综谱”、“名师大家”、“故人旧事”、“域外传真”、“艺苑春秋”、“笔记掌故”等，应有尽有，各得其适。因而，捧读每期刊物，犹如品尝一桌满汉全席，先是鲜果、乾果和蜜饯等开胃小食，继而是冷盘、热炒、大菜，最后是点心。从头至尾，齿香盈颊。一些主要栏目的重头文章，更似出自名厨高手的时鲜海味、名馔山珍，令人回味无穷。像我这样感到《世纪》有着顶级美食般魅力的读者，相信不在少数。

 多年裏，蒙《世纪》刊用的拙文，长长短短十二篇，其中四篇分别关涉澳门、香港、台湾的史事，尤其是纪念澳门回归暨特区政府成立二十周年的主题，经由主编及编辑商讨约稿，成文发表后读者反应颇佳。新出版的七月号上，“《世纪》杂志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专题”有三文，拙稿忝列中央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该刊顾问王楚光先生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省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俞汝捷先生的大作之后，真是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