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读了本报介绍长沙贾谊故居的文章，便想起他那篇《过秦论》。第一次读《过秦论》是中学时期，但印象深刻，譬如形容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这些议论既是历史现实，读起来也琅琅上口，是一篇知性十足的议论文，而最后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更加精闢，是议论文的经典之作。

 其实，贾谊不单了解秦史，他对周朝的兴亡史也有深刻的认识，知道祸乱的根源在哪里，具有政治家的眼光。他曾向文帝提出削藩建议：“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这个政策是强化中央集权，消除诸侯国坐大的条件。文帝不接纳，结果到景帝时便发生吴楚七国之乱。

 贾谊虽有历史眼光，但偏偏就看不到身边的环境，犯了灯下黑的毛病。他在文帝二年便建议改革沿用的秦制，这些重大的改革，并没有跟朝中那些老臣打过招呼的。要知道周勃、灌婴等人在诛灭诸吕后，捧谁上台是他们说了算的，当时有三个刘邦子孙供选择。一是齐王，他是刘邦的长子嫡孙；二是淮南王刘长；三是代王刘恒。前两人的太后外家都有恶人，大臣害怕重蹈外戚弄权的覆辙，最后才选择刘恒接掌天子位，原因是他有一个善良的太后。文帝是靠这些大臣上位的，所以，当他準备重用贾谊时，大臣们只说：“洛阳的年轻人，才疏学浅就想专权，在各种事情上製造混乱。”文帝刚登位，还需要那些手握兵权的老臣扶持，所以一见反对便将贾谊贬到长沙当太傅了。如果贾谊多点耐性，待文帝站稳脚跟，才展露锋芒，结局可能大为不同。

 公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