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的日子里，追求的事物很简单，就是教学平权这件事。施教者与受教者拥有一样的权力，面对同一文本时，也有一样的话语权去质问。这些经验，或许来自于自己高中时担任语文“小老师”的幸运，语文老师会让我在早自修时为同学讲题，知道这少年喜欢现代文学（尤其新诗），遇到课文里有相关内容，就会给我一堂课去谈、去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少年被信任。后来的教职路上，我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为每个读者，无论你是儿童或少年，都能保有对文学提出质问的空间。我不帮孩子“修饰”任何词语，作文大赛的每篇文章，都是和作者们一再会谈“聊”出来的，诚实写作，才有可能被文学护佑，走自己的路。

 后来学习了儿童哲学，发现它和教学平权的对话方式更为贴近，当我以为自己在学着跟孩子们如何一同“问出好问题”时，发现大家遭遇到另一个困境，不在“不懂发问”，而是“不说话”。不说话的原因，是知道“对方不会回应”，如果学生知道“老师”已经有“标準答案”，而不是真的要聆听他的回应，对话就会停止，声音就会消失。存在权力关係，学生的不发问／不回应，就是一种噤声。

 这也是为什么儿童哲学导师不称自己为“老师”，而是“主持人”或“嚮导”。

 把自己抛出来，首要的事情，就是发出声音，问出好问题，人类的文明亦这样一步一步来。

 但有些质问令人感到疼痛，在绘本的阴性书写中，这些疼痛之感更深。

 到底是从何而来？严格来说，我们正经历一个观念翻转的时刻，所以要在打破既定的秩序与偏见，去找到身心足以安放的作品。

 （绘本里的阴性力量 · 六）

 川井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