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写过悼亡文，悲叹一位学长六十六岁被病魔夺走生命，提及有老报人说过，由于长期熬夜，这一行短寿者多，长寿者少。从近代以降的报界看，这话不无道理。但是，由于工作条件改善、医疗水平提升以及各自体质不同，长寿、短寿之人的多与少，也会出现转化。六月一日上午去世的沪上着名报人王维，享寿一百○三岁。这个寿数，在全国乃至世界新闻界都罕见，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这位前辈，我谈不上相熟，但也经历了从闻名、近观到亲炙的独特过程。

 当代新闻史上，王维的名字与《解放日报》密切相连。这原是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机关报，上海解放后，报名移作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他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参加新四军，从记者到主编，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由安徽调上海，先后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第二总编辑和总编辑，报社上下习称“王老总”。

 一九七九年我上大二时，不记得王老总是否已获聘复旦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他是以总编辑的身份来作报告，印象最深的，一是提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解放日报》刊登过批判时任新闻系主任王中的社论，他代表报社向王中表示道歉。那时正在全国範围对错划“右派”者複查改正，他的诚恳表态赢得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二是说起他工作的经验教训，多年裏写过许多检讨，以后退休了，可以专门写些关于检讨的回忆。三年前看到王老总的儿媳、作家王小鹰写百岁公公的长文，说他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主持笔政，“常常因为怕犯错误，却偏偏犯了错误，刚刚检讨了这个错误，这检讨又成了错误”。可见，常写检讨的确是他刻骨铭心的办报经历。

 大四上学期，我到解放日报社实习，参加一两次报社大会时，听过王老总在台上讲话。他不像几位副总编辑那样，来过我所在部门的办公室。所以，报社“近观”的距离比他到系裏作报告还远些。他给人的感觉，是作风持重，言谈严谨。

 导师徐铸成先生在我硕士研究生学业结束前，商定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即电话邀请王老总任主席，他一口应允。几天后，我去报社将论文交给时任评论部主任周瑞金转呈他。过了十来天，系办公室接到报社来电，通知我隔天下午到王老总办公室去。那时他已卸下总编辑之职，转任市人大常委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见面后，他说仔细读过我的论文，材料丰富，论据充分，逻辑也严密，他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有一处提到李洪林的三篇文章，社会存在不同看法，建议我考虑是否不提为好。因为论文着重梳理和探究报章评论文体的演变，而这三篇属于理论文章，我表示可以删去。最后他送我出办公室时还说了一句：“原来你在这裏实习过，大家反映都不错。”论文答辩那天下午，王老总未到场。口头答辩结束后，担任委员的王中、冯英子和叶春华等老师要投票表决。我迴避退出，从二楼来到楼下，系学术秘书告诉我：王老总因市人大有重要会议不能主持答辩，但他上午来电话说明：预先对你的学位论文投赞成票。这是我与前辈报人王维仅有的一次却不会忘怀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