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牛连续十四天都抽到最低额的外卖折扣券，而周围鲜少叫外卖的朋友们却陆续抽到高额优惠券后，老牛终于决定卸载手机里各大外卖程式，重新加入堂食大军。

 其实老牛以前不怎么叫外卖，一来不健康，每一口都彷彿吞下无数塑化剂；二来不环保，一次性的餐盒和餐具对地球太不友好；三来外卖通常只能独自享受，少了与人面对面互动交流的机会。但是疫情以来的社交隔离措施，配上外卖平台不时推出的折扣优惠，在一个个“无门槛立减”、“免费配送”、“大额红包”编织的天罗地网中，老牛还是沦陷了，成为外卖平台里其中一位忠诚的消费者。哪怕餐盒费不再是一元一个、外卖配送费不再免却、配送速度越来越慢、红包宣称的大额优惠被平台设置的各项名目而扣剩两三元，甚至连标示的食物价格比堂食价格更贵，这些都无损他对外卖的极度依赖和对平台的高度信赖。

 古代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曾说，习惯若不加以抑制，便会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对贪图方便的消费者来说，消费习惯和品牌习惯一旦建立就不容易戒除。但在一次偶然之下，老牛倏忽发现，自己接连得到的红包数额，竟远远不及那群三心两意的外卖用户，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在不知不觉间落入一套算法陷阱，成为大数据杀熟的一只予宰予割的羔羊。

 大数据杀熟是平台经营者搜集用户个人资料和消费数据后，通过特定算法绘画出消费偏好和价格承受能力，继而向不同用户设定不同价格，旨在收割消费者剩余、获得利润最大化，简而言之即是“唔熟唔食”。从消费者角度看“大数据杀熟”有违道德，认为这种差异就是活生生的歧视。然而，价格歧视在经济学里却不过是一个中性词，差异化定价也是常见的商业营销手段，加上行为的模糊性和隐蔽性，要取证且获得法院认定“杀熟”并不容易，澳门对此也没有专门的监管制度。

 老牛的遭遇并非孤例，现在这班堂食饭脚里有几位也曾经是外卖平台拥趸，只是随着配送费不断上升、配送时间越来越长，以及若隐若现的“大数据杀熟”疑云，这群曾经的忠实粉丝不愿再成为待割韭菜，而放弃使用外卖平台。

 做“水鱼”的感觉固然很糟，但在互联网大时代，谁又能躲开铺天盖地的数据大网。大数据应用全方位渗透生活，数据局的组建更是揭示了数据具有堪比石油的战略地位——当年特朗普便透过数据战击败希拉莉、英国脱欧则透过数据分析影响选民意愿。

 未来，数字经济势必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数据分析、算法技术、算力水平就是核心竞争力，在此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之下，大数据杀熟只会被视为一点小瑕疵。虽然随着商家逐利的本质，杀熟的花样可能会不断推陈出新，收割的手段可能会层出不穷，但是，只要市场形成有效竞争，公众和倘有的监管部门对此保持关注，在这六十多万人口的澳门小城，大数据杀熟注定走不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