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在台北大银幕上看了土耳其导演锡兰的大作《冬日甦醒》，心情久久未能平伏。三小时的片长，源源不绝、充满智慧的哲学对谈，一点不令人感到沉闷，反而震撼不已，教人折服。离场后，内心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将这些关于善恶、美丑和阶级等等的严肃辩论放进一部香港或澳门的电影中，是否一样能成为一部精彩甚至伟大的电影？

 也许因为从未在学术或特定中产阶级的圈子中打滚，除了个别文青的闲聊外，我甚少在本地听见有人对这些议题认真探讨分析，想必然也不会有电影导演疯狂到把这些对话作为一部电影的主线。在普遍本地观众的认知中，戏剧讲究的是外部冲突，必须以外部事件驱动。一些人在镜头前侃侃而谈，除了会令观众昏昏欲睡，更多数会被贴上“离地”的标籤。因为绝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所以这样的桥段就令人难以投入，甚至怪异而惹人发笑。

 这应该是现代城市的普遍现象了，社会鼓励娱乐至死，鼓励只有“生产”与“娱乐放鬆”的二元生活方式，在工作与消费玩乐之外，几乎不提倡只思考而不消费的灰色地带。因为鼓励思考总是危险的，有可能动摇社会运作的意识形态。

 当一个社会习惯性地将哲学思考与辩论视为异类或某种奇怪行为，并予以嘲笑和束之高阁，对人类历史、当下和未来命运的定义就只局限于特定地域或圈子。即我们只能讨论特定（本地）族群，承认一套相对狭义的人类（本地人）生活方式，甚至连这种对“本地人”的定义也是偏颇的，排斥与自我经验无关的一切。我们的文化没有包容性，求同却不存异，不尝试接受并了解所有“离地”也是不常被认同的小众的“贴地”生活方式。

 这是我们无法在港澳地区拍出一部《冬日甦醒》的原因之一，甚至要在我们的大银幕上看到土耳其原版的《冬日甦醒》，也是有点奢侈的愿望。

 古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