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十九岁的我》是我本年最想看的一套电影，因为其主题和我近日的教育现象学研究是相关的——都是想透过艺术化的形式，反映青少年的成长体验。影片还未观看已下架，失落之余，同时也想起早前和朋友就成长纪录片的讨论：

 “精彩呵！想过拍成纪录片？”朋友看到我写的研究案例异常兴奋，建议我参考英国广播公司，耗时五十六年把十四名儿童的成长拍成纪录片。“如果你明知自己的经历会实名公映，不会有保留？回看不会尴尬？”我问，大家相视而笑表示有所保留。无论如何，纪录片也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影像，所谓的真实是观众和拍摄者一厢情愿的心理投射。纪录片更适用于时代和景观变迁、人生成就、职业生涯等，而非孩子成长，因为他们年纪尚轻，且当中涉及太多有关私隐的考量。更重要的是，当事人不是演员，为何有“演”的必要？

 既然匿名访谈足以让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成长；改编故事能够更好地提炼和聚焦，为何必须要拍纪录片？有求才有供，如果人们放下对真人骚“虚幻的真实”的投射，就不需要拍这类以展示个人私隐为卖点的纪录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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