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上，我们大可以将《石头外传》当成是一段长长的独白，只是它又并非写实主义戏剧中，剧中人的自然自语，或者内心独白。我们不但看不到多少演出者朗读这些材料时的内心冲突，即使是在中性的活动记录中，插入大片个人经历的补充，也都几乎是结论式的陈述（提问句也只是设问），而陈述的对象明显是现场观众。它最可贵之处大概就是让不熟悉石头公社发展史（包括团体与澳门回归前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係）的观众，补了一场历史课，也带来剧场可以跟社会直接对话的想像与视野。

 然而我们都知道“历史”是编写出来的，写作者个人的记忆、经历、立场、观点以及参考材料的限制，在在影响着历史的形状，即使如编年体这种看来全由客观事件陈列而成的历史书写，其实也在编辑过程中出现轻重或筛选。

 而《石头外传》也并不掩饰叙述上的主观性，在陈列事件之间，大方地加插了陈述者自己的介入与反思，这个介入，其实就是它的戏剧性所在、最引人入胜之处，不会将当中的轻重、筛选作为一种得失判断。问题就只在于它在主、客观并陈之中，到底是一个接一个的结论，还是开放式的提问？又或者是让观众各自填入答案的括号？

 现在剧场人都习惯将这类非虚构的、直接搬演访谈内容或历史档案的演出称为“纪录剧场”，但石头公社并没有这样标誌这个作品（其实也无必要），只是这个以档案为文本主干的表演，却又难以避免地让我想起汉斯 · 蒂斯 · 雷曼在《后戏剧剧场》一书中对“纪录剧场”的论述︰“重要的并不是那些被戏剧性地叙述的东西，而是‘被讨论’的世界。”

 （《石头外传》 · 三 · 完）

 踱 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