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葡萄牙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距遥远，但早在十六世纪的葡萄牙航海大发现时期，两国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展开了交流，特别是通过澳门这片土地，它保存和见证了中葡两国人文历史交流在几个世纪中的兴衰。

 作为西方音乐文化主要传播者之一，葡萄牙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之后的音乐文化通过澳门带入了中国。我们特别应该提及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叶的澳门圣保禄学院的音乐教育活动，以及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末在澳门圣若瑟神学院中进一步开展的音乐课程，这些机构为澳门乃至整个远东地区培养了一批熟知西方音乐和具有音乐创作能力的人才。

 一些葡萄牙传教士的名字也被刻在了中西音乐交流史上。例如，耶稣会传教士徐日昇，他于一六七三年撰写了中国第一部记载西方音乐的理论书籍《律吕纂要》，还教授康熙皇帝关于大键琴演奏的知识，并且在当时的天主教教堂修建了象徵西方乐器製造巅峰的管风琴。另一位在上海出生的葡萄牙传教士叶肇昌，于一九○三年至一九一○年期间，致力于对土山湾孤儿院孩子们的西方音乐知识和乐器演奏的教育工作，并创办了上海第一个管乐队——圣若瑟管乐队。他还用上海方言撰写了一部关于西方音乐知识的教材。在二十世纪的澳门，一些圣若瑟神学院培养的学生，也成为了发展中西音乐文化融合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之中特别应该提到区师达神父，他不仅创作了许多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艺术作品，而且还为澳门艺术音乐演奏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一九五九年，他就创办了複调音乐合唱团，之后在一九六二年创办了圣庇护十世学院。

 在一九七八年中葡两国建交后，双方的当代音乐文化交流也开始逐步增加。两国音乐家、乐队之间的互访，澳门国际音乐节的诞生和发展，古本江基金会和东方基金会在两国音乐发展上做出的成绩，以及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支持的有关澳门和葡萄牙音乐交流和创作的研究成果等等，都筑成了中葡音乐文化交融的纽带。

 但是，在近四十年的音乐交流中，几乎没有学术文章或书籍涉及葡萄牙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音乐创作、历史和美学。葡萄牙当代的作曲家及其音乐作品对中国音乐界的专业演奏者或理论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更不用说广大中国观众对葡萄牙艺术音乐的认知了。所以説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将会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缺。这部着作终将激发中国音乐工作者对葡萄牙艺术音乐研究的兴趣，真正体现“一带一路”精神在中葡两国文化建设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同时，澳门作为见证两国海上丝绸之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独特地域，必定会为二十一世纪中国面对和融合世界文化新格局搭建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