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基于文化政策开展的美术活动

 1）香港美术的实验性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香港艺术发展局研究部编《香港文化艺术政策的釐定、推行与资源开拓》报告，提出政策视野并认为香港需要制订文化政策。同时，该研究总结了每十年的政策变数；如一九五○年代的“消极不干预”政策、一九六○年代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一九七○年代的“市政局主导时期”和一九八○年代的“具有明确目标”的文化艺术政策，以及一九九○年代“官方与民间的互动政策”。研究认为香港现行的文化行政制度，作为最高文化事务决策的民政事务局，无法制订和执行总体文化政策，艺术发展局有政策研究和建议并向艺术界直接拨款，但欠缺足够的行政权力和资源，无法发挥专业领导，而专业的学术顾问只属荣誉职位，没有实权，专业意见不具备强制力，这三组人（议员、公务员和顾问）的权责关係不清，难以向选民问责实践“文化民主”。正是基于香港回顾后的国家政策支持，香港制定适应新时期的文化艺术政策，让香港现当代美术形成独特的地域特徵。

 从文化身份角度，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香港美术总体呈现出西化与现代性特徵，加之香港人对“自我认识”的焦虑和文化艺术构建需求，使得香港新生代艺术家尽力汲取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向西方模式靠拢的同时受到香港文化地域性塑造期盼的束缚。在“回归”前几十年里，香港美术的发展是香港文化的祈求与自我认知的焦虑的一个面向，促使香港现当代美术不断寻求符合自我期望和民众需求的道路，在经历“实验水墨”、“现代水墨”等形势后，最终使得具有香港本土文化特徵的艺术形式开始出现。

 在经历“身份找寻”的文化艺术塑造及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艺术活动稳步进行，视觉艺术活动数量，二○○七年至二○一二年每年均有上千次活动。根据香港艺术发展局《香港艺术界年度调查报告摘要》记载，仅二○一一至二○一二年度视觉艺术展览活动共有一千二百四十六次，较上年度增加约百分之六；其中绘画类展览三百四十四个，混合媒介及装置类一百一十六个，新媒体艺术类五个，行为艺术类十三个。二○一二至二○一三年度共进行视觉艺术展览活动一千五百八十六次，同比增加约百分之二十七。而发生如此改变是因为观众对视觉艺术的欣赏水準逐渐提高，美术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对当代艺术的接受範围群体在逐渐扩大，各类艺术媒体展览数量也呈增长趋势。与当代艺术关係密切的混合媒介及装置类的艺术展览、新媒体艺术展览及行为艺术展等数量都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顾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