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代，澳门的整体社会环境对美术发展政策较为宽鬆，现代美术教育具本土化生态系统；如以牌楼形成的“爱国主义美术”，以及“话语折中”泛定式的美术创作意识。

 以澳门现代水墨画教育发展为例，在传统“家国主义”情怀及西方“现代主义”生成的土壤中孕育成长，现代水墨画教育表现出某种自由的艺术生态、国际化视野、水墨画艺术语言的融合性等几个特徵。

 与此同时，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概念包含几个层次，有助于理解和解读那一时期的艺术现象和美术群体的思考策略。一是话语的本质是陈述，陈述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符号功能，同时将其所涉及到的各个领域结合为符号系统；二是话语是以语言为外在表现形式，该形式包含特定时代性和历史观；三是话语具备实践性，反作用于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四是话语和权力、知识形成一个稳固且相互作用的三角关係，知识和权威通过话语表现出来，同时，知识和权威由权力产生，并通过话语再次巩固权力的存在。

 该“话语”的逻辑指向了五、六十年代澳门现代美术发展于不同环境下的艺术发展方向和路径。

 一、民族意识衍生的家国主义

 1.澳门现代美术教育构建

 1）社会普及教育

 澳门现代教育相较于粤港两地，发展存在一定优势，这与澳门在抗战期间一直未受战火侵扰有着一定关係。

 从一九三○年代开始，澳门先后兴办了各类新式中小学校，如湘文学校、德常学校、兰室女子学校、培基中学、际唐义学等，这些学校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基本上是对西方学校和教育模式的效仿，教设课程中除中国语文、数学等基础课程外，还增设了绘画美术课程。

 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广州、香港相继沦陷，为了保障师生安全及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广东各地特别是广州市几十所学校先后迁往澳门。这些学校中不乏知名学堂，以及优秀师资力量，如张瑞权、廖奉灵等随校来澳门主持战时校政。

 建国后的一九五○年代始，澳门教会教育向平民的公众化发展。一方面，因内地新政局刚成立的文化政策让民众有所顾虑，移居澳门的人口骤然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保障新增适龄儿童正常入学，依靠多方努力，澳门大部分学生享受着公会、社团、教会等组织的资助，以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除了工人子弟学校的创办之外，在满足穷苦学童的教育需要时教会建立了一部分面向平民、收费低甚至是不收费的学校。例如自一九五○至一九六六年间，受天主教资助及创办的学校就有圣德兰小学、利玛窦中学、圣母圣心学校等十余所。另外，由内地迁往澳门的学校和知识分子在与澳门及亲台公会社团联合创办了一些学校，如难胞中学、自由工人子弟学校等，为澳门普及教育积澱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