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极乐》中的“躺平主义”

 黄若洲

 早前在二龙喉公园附近某间咖啡室内举办了一场读剧活动，剧目是本地编剧邹景峰的舞台剧《极乐》，该作品早前入围友人创作（艺术）剧团的《第一稿——优秀澳门剧本三年孵化计划》，最近更荣获台湾“第二届姚一苇剧本奖”首奬，主要描写深圳三和人才市场临时工的生活景况，他们是如何过着朝不保夕的极低成本生活，内容映照出中国在经济急速发展下的另一面向，乃至对个人生活哲学的反思，作品运用大量地道术语，角色对白富有生活质感，内容贴地，彷彿是一套舞台上的纪录片，甚具时代意义。

 要看懂《极乐》，先要了解甚么是“三和大神”，它是生活在深圳华龙区景乐新村附近一群居无定所、以极低成本生活的临时打工者的统称，其中的“三和”是指三和人力资源中心，它是个劳动力市场的集散地，有大量求职者长期滞留，他们离乡别井来找寻工作，当中有些人靠打电动游戏赚取微薄收入，有些因不敌竞争而迷失方向，更有些是把身份证卖掉被人利用作非法借贷因而无法离开，他们的住宿环境差，吃喝只求果腹，能以极低生活成本生活，形成一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之所以称他们为“大神”，实质是形容他们对生活质素的要求远低于常人的一种嘲讽。

 《极乐》的故事由刘鹏帮助宋勇搬进景乐新村开始，接着他介绍“做一天玩三天”的规矩，讲述住的地方充满臭味、睡的地方布满昆虫、吃“挂逼麵”、喝“挂逼水”，还描述一个工人如何被钉子插穿脚掌以及工头的敷衍对待等等，刘鹏不断解释其躺平的生活态度以及说明他这样过生活的理由，外面有许多狮子和豺狼等着要吃他们的肉、饮他们的血，他不想成为别人的消费品，做事何必太认真。宋勇是一个新来报到的工人，他带着母亲的期望来三和找工作，他有明确的目标，希望赚钱回家起楼、结婚、生子，他知道自己终有一日会离开，然而在毫无趣味的生活与无休止的竞争下，他开始体验到躺平的快乐，既然无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素，索性把要求降低，迎合那个环境，开始工作少玩乐多，不想回去那残酷的现实世界。

 当社会发展至某个程度时，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性会减弱，特别在经济不景以及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时候尤为突出，愈低阶层会发觉愈难靠努力去提升生活质素，所有规範、条款、约束皆由既得利益者度身制定，当发觉自己无能力去改变社会时，只好改变自己。在某个层面来说，“躺平主义”是一种反社会行为，既然社会无法给我红利，我就拒绝成为社会的红利。

 故事中刘鹏多次讲到景乐新村是他们的极乐净土，然而这个极乐净土还是敌不过现实世界的残酷，由于疫情和政策的原因，三和人力资源中心已于二○二○年被拆卸，而那些“大神”们亦被迫去找寻另一个极乐净土，故事结尾是个开放式的结局，刘鹏和宋勇的命运如何，还是要靠他们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