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谈文化政策，听来有点奢侈，前路诡变如何去定政策？——但文化政策并不是天下太平时，饮杯咖啡吃件饼才慢慢细琢的。又或者退一步说，究竟政府对澳门文化发展的抱负是什么？政府真心做实事，有抱负才可以度过难关，不理疫症如何异变，这种原动力是必须存在的。

 廿多年前，内地的艺术发展曾经有过一段奇异的时光，全国涌现不同的艺术空间、小剧场，艺术形式五花八门，创意无限。我走访了一间身处南方二线城市的艺术空间，以搞非主流音乐为主，位处一幢工业大厦的顶层。大楼耸立在一个广场中央，围绕地面四周的是密密麻麻的临时摊档小舖，杂货假货水货遍布，听说全中国的杂货都可以在这裏找到。问到艺术空间的负责人怎样生存，用澳门的惯例想当然地问政府有什么资助计划和政策。他奇怪地望着我：“没有啊，哪有什么计划。”补充一句，内地在近年才开始有一些对艺团和艺术工作者的资助计划，过往非政府辖下的艺术单位只能自生自灭。此时，负责人补了一句：“但这裏的政府人员很好，帮助我们开路。”开路？艺术空间发展的音乐，其实颇为另类，在那个年代尤甚：电子、庞克、实验音乐，放到现在也是小众，多年前对这个位于南方潮湿的都市，更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没有什么市场。负责人说政府人员虽然付不出钱来资助，但会带他们一起去见一些对题的赞助商，例如啤酒、服饰、潮牌，用政府的面子为他们敲门和背书，双方坐下来谈话便容易很多，如果由一班顶着爆炸头雷鬼辫、戴着墨镜、满面酷相的音乐人去拍门，可能连大堂门口也入不了。然后，我第一次听到有前卫艺术工作者这样说政府人员：“其实他们虽然老套，但他们是一班有心和有抱负的人。”有心！抱负！从没想过这字眼会用来形容公务人员。不过，再谈下去，这件事也不完全只是一股对艺术的热忱。艺术空间的一位成员，曾经被邀请到德国电子音乐节中演出，地方政府觉得这可能是一次机会，在他们长期被看扁的文化地位中吐一口气，引来注目，因此更加落力为他们开路。姑勿论你怎样看他们的动机，是真的想推广文化艺术发展，抑或是抓紧机会上位，但至少他们用心地找方法、目标清晰地和民间艺团合力做一件事，亦都博得有心有抱负的美誉。

 笔者又曾跟外地的一个艺术节总监聊天。艺术节由政府主办，但经费不多，只支持场地和基本的技术器材，每次举办都有近百个艺术单位参与，靠门票去支撑，条件十分贫乏。但这个艺术节依然十分受人们欢迎，在该地有重要的地位。问到总监怎样维繫艺术工作者，没有充足的资源，但有清晰的政策吗？他说：“We' re together.”字面意思是我们在一起，更精确点说，应是我们在同一阵线。他用很多方法跟艺术家沟通，资源有限，但不代表不能做好的作品，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同一伙人，我们走在一起，一起面对困难。若在製作、创作、社会舆论上发生事情，他们会第一个企出来和艺术家并肩，遇到难搞的事情，都身先士卒，就算最后无法解决，也令艺术家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而不是官僚式的应对，“我有钱派你用，我没钱你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