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胡鹏执导的《五虎断魂枪》（一九五一年）成绩骄人，鹰鹏影业公司筹拍《铁桥三义救穿云燕》（一九五四年），继续南拳北腿大斗特斗，国粤语言混合演出，并由武术顾问梁永亨饰演“广东十虎”之一的铁桥三，与被逼南下的北方着名侠盗结下一段捨生取义的江湖情。影片除了介绍南北各派功夫，铁桥三的桥手绝技为此前武术片中少见。这些作品能够吸引观众，不仅因为武林人士跨界参与，其时拜师学艺是民众谋生和成长的门径，南来武者在香港设馆授徒，构成了众多民间武术教育平台，甚至让习武风尚与武侠电影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实一九四○年代末至一九五○年代初，南下香港的大量移民中，不但有各门各派的宗师，还有来自上海、广州及其他省份的各类文化工作者，如学者、作家、编辑、影人、绘画及音乐工作者等。他们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形成了战后香港文化的独特面貌，发展了香港文化的不同方向——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及转化西洋文化；体验迁徙与离散书写的同时，眼光逐渐转向香港。

 其中内地影人涌入香港，为已呈蓬勃之势的香港电影业注入新鲜血液。可是“异乡人”谋生不易，他们不是转向拍摄娱乐片，便是坚持製作较具思想性的文艺片。一九五二年，香港电影输入内地受到严格管制，而新联影业公司和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则于同年先后成立，粤语片从此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新联创业作《败家仔》（一九五二年）开启了香港写实伦理片潮流，它承先启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时影坛充斥着粗製滥造的粤剧片，一批有理想和抱负的电影工作者如吴楚帆、吴回、李晨风、李铁、珠玑、秦剑、白燕、张瑛、张活游、小燕飞、紫罗莲、黄曼梨等组成了中联，承传五四传统，拍摄反封建迷信、提倡新兴思想的言志之作，并因应香港社会的特色加以转化。创业作《家》（一九五三年）及其后的《春》（一九五三年）和《秋》（一九五四年），这些改编自巴金“激流三部曲”的作品，跟同期《苦海明灯》（一九五三年）、《千万人家》（一九五三年）、《危楼春晓》（一九五三年）、《父与子》（一九五四年）等，奠定了中联为香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公司之一的地位。直至黄飞鸿电影回归，主人公一改草莽好斗形象而升格为道貌岸然的儒侠，彷彿跟“中联精神”并驾齐驱；然而黄飞鸿重现银幕，颇受其他社会和文化因素刺激。

 当时电影与文本之间的中途媒介除了戏曲，最典型的便是播音媒介。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有线广播电台丽的呼声启播，香港广播事业出现新局面。初时李我、邓寄尘、方荣等来自广州的播音明星①各领风骚，致使一九五〇年港产的天空小说片多达十六部，之后吴回和李晨风联手的《雪影寒梅》（一九五一年）为李我首次跨界担纲演出。一九五二年，锺伟明离开电影界加盟丽的呼声②，建立了国术小说的新剧种，首作改编自朱愚斋的《陆阿采别传》，交代了黄飞鸿的武术源流。锺伟明本来不谙武功，他特意从朱愚斋那里学会技击细节，其生动传神的声演使得洪熙官等武林传奇更为大众熟悉。正因国术小说大受欢迎，为胡鹏重启黄飞鸿电影造就有利的环境。同期粤语片中不少哀怨缠绵或世态炎凉的故事都源于电台广播，例如秦剑轰动影坛的《慈母泪》（一九五三年），改编自艾雯在丽的呼声演绎的戏剧化小说，其另一杰作《杜鹃魂》（一九五四年）则改编自艾雯原作的天空小说。由此可见，战后风靡香港听众的电台广播，不但成为文本与电影的主要中途媒介，同时为武术文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