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所执导的电影《过春天》于二〇一八年上映，导演将镜头放在了深圳与香港这两座称得上是“镜像”的城市。影片以跨境学童佩佩（黄尧饰演）的视角展开，画面沉郁的颜色，亦预示了她不那么轻鬆的青春。随着影片推进，我们跟随着她潜入繁华的香港都市，“过春天”后，又回到那个她与母亲在深圳安居的房子。

 “过春天”是水货行话，意思是将走私的物品顺利带过海关。佩佩“过春天”的契机纯属偶然，只是某次与好友聊天，她们萌生了去日本看雪的念头。生活并不富裕的她，选择成为水客的一员，利用身份之便穿梭于“深港”，以此攒得旅行的资金。不过，或许我们又可以这么认为，佩佩走水货是命运使然。她是“单非”私生女，在香港生活的父亲缺席了她大部分的人生，“香港人”对她而言，只是血缘给予的身份。佩佩虽与母亲同居，但两者的情感是极为疏离的，深圳的家并不能让她的心灵安居，那仅是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

 新精神分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艾瑞克森(E.H.Erikson)，曾提出“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他指出童年经验是人格发展的基础，而十三到十九岁的青春期更是完成自我认同的关键期。若该时期青少年们没得到正确的疏导，便会产生“自我认同”与“角色混乱”之间的心理危机。显然，佩佩的青春混杂着多种迷茫。在家庭之中，她无法靠近父母的任意一方，可以说，她的成长是独立于亲缘关係的。与此同时，她又是两座城市里的边缘人，既被香港的主流文化排除在外，在深圳亦是身份上的异乡者。整个青春，佩佩似乎生存在毫无生机的沼泽地，只有单调重複的过关生活，以及随处可见的水客……直到她对生命有了渴望，在知法犯法的情况下“过春天”，用疯狂、叛逆、冒险的方式感知自我。

 后半段，导演让故事折返回平稳的叙述，感受过“走水”、友情、爱情后的佩佩，最后平静地回归自己原本的生活，电影亦由此变为某种意义上的“公路片”。影片末尾，导演安排了佩佩到香港放生鲨鱼的镜头。笼中的鲨鱼，隐喻了曾经困顿的她，如今再临香港地，她似乎什么都不需要计较了。

 学者骆艺文曾谈，香港与深圳拥有“社会差异性空间”与“镜像城市”的双重属性，其原因为两地位置相邻，但社会体制、文化背景、城市构造迥异，因此《过春天》隐含了空间跨域与身份交叠的边缘群体的生存与认同危机。但其实，我们不妨将视线从影片中的“深港”转至眼前的“珠澳”。我们所处的环境，同样是有无数的跨境学童在关闸口岸进出，而“走水货”亦是大家多年心照不宣的秘密——顺路过关，赚点零用钱。他们每天往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在境与境的转换中，完成一次个人身份的认同。对于澳门，也许我们都太过习惯它本应向外展示出的衣装，但在璀璨的烟火之下，却仍有一群近乎隐形的边缘群体，值得我们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