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昭

 上海在抗战初期，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上海及其相邻工业区的六十万人失去了工作。“八 · 一三事变”更令不少製片厂遭到破坏，影人进一步南迁香港，中国电影基本格局随之而改变。南来影人群体中，有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等左翼影人，有以罗静予、罗明佑为代表的官营机构影人，有洪仲豪、洪叔云、高梨痕、汪福庆、任彭年等商业电影高手。甚具商业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电影力量南移，既提高了香港电影的工业化水準，亦促进了香港电影从类型到内容上发生根本的变化。从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华起，到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沦陷前，香港涌现了催生爱国主义的“国防电影”——当时这一名词被广泛应用在上海、武汉、重庆、香港等地大量摄製的抗战题材电影上，香港更是国防电影产量最高的地区。

 抗战全面爆发后，香港各大社团支援抗日的行动进入新阶段。由邝山笑、林坤山等人成立的华南电影界赈灾会，组织“华南电影界总动员”合拍《最后关头》（一九三八年）筹款报国。其间反映抗战的电影多不胜数，如关文淸的《边防血泪》（一九三七年）、洪仲豪的《回祖国去》（一九三七年）、黄达才的《中国青年》（一九三七年）、黄漪磋的《儿女英雄》（一九三七年）、李化的《精忠报国》（一九三七年）、冯志刚的《焦土抗战》（一九三七年）、南海十三郎的《百战余生》（一九三七年）、苏怡的《大义灭亲》（一九三七年）、侯曜的《血肉长城》（一九三八年）、邵醉翁的《飞将军》（一九三八年）、高梨痕的《女战士》（一九三八年）、汤晓丹的《上海火线后》（一九三八年）、蒋爱民和胡鹏的《战士情花》（一九三八年）等。

 除了齐心御侮的“港式国防片”，不少爱情伦理片、喜剧片、惊险片、歌舞片都加进了爱国意识，“爱国娱乐片”就此诞生。①由银幕情侣关德兴和胡蝶影参演的《摩登貂蝉》（一九三七年）便把吕布与貂蝉放置在北伐时期，导演林苍透过军阀卖国的情节，指涉汉奸恶行。报章电影广告以“东方菲滨氏”来形容饰演吕布的关德兴，这种带有荷里活动作巨星形象“中国化”意味的绰号，几乎媲美“东方女范朋克”邬丽珠；微妙在于，该广告一边强调“民族生存斗争中一页血泪史”和自称“意识伟大国防电影”，一边以裸女置身电影拍摄现场的漫画作招徕。即便这些“让人娱乐不忘爱国”的影片备受非议，全面抗战确实使得香港电影在国难时期，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着意想不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