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从无声电影蜕变成有声电影的过程中，粤语片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产业转型任务和社会文化角色。当中的方言对白和粤剧唱段，是一个区域千百年来累积而成的地域文化和情感寄託的象徵。香港、上海、美国三藩市和泰国不约而同于一九三三年生产粤语片，粤语片迅即成为华语电影市场的主要产品类型，香港亦成为粤语片的製作中心。此后中国影人更加确定方言与观众的“供求关係”，上海的大公司随即南下分一杯羹。汤晓丹、苏怡、侯曜、杨工良和冯志刚等创作人才陆续抵港大展拳脚，迎来了粤语片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回首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欧美电影来势汹汹，失业伶人日增，走埠演出者众。那时美籍华侨赵树燊和有西片製作经验的关文清合组大观声片公司，并为在美走埠的年轻伶人关德兴①和胡蝶影度身订造了《歌侣情潮》（一九三三年）。该片是最早面世的粤语片之一，也是荷里活技术与华裔艺人“结合”的成果。在三藩市、省港和南洋上映皆轰动一时。天一、大观出品的粤语片广受欢迎后，各地的华裔影人看準香港的市场潜力，接二连三抵港製作电影，更多粤剧名伶趁机借助粤语片来取相辅相成之效。电影与粤剧由竞争者转化为合作者，为战前香港影坛带来了一股新气象。

 当时伶影双栖的明星有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廖侠怀、关德兴、桂名扬、唐雪卿、上海妹、谭兰卿、谭玉兰、胡蝶影、关影怜、李雪芳等。关德兴回港后续以《昨日之歌》（一九三五年）和《残歌》（一九三五年）凭“歌”寄意，而《神鞭侠》（一九三六年）更将其西洋鞭法绝技搬上银幕；曾与马师曾合作无间的导演苏怡，成功为关德兴建立了“神鞭大侠”的银幕形象②。那时各地製作的粤语片都借用了粤剧人才和歌唱元素，既显示出粤剧文化在华人社区的巨大影响力，亦解释了后来香港电影业何以具有快速回应市场的传统基因和产业特质。

 可是粤语片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还经历了一场风波——国民政府突然宣布禁止摄製方言片。实际上，粤语片的文化影响力已有目共睹，商业上更是国语片的头号敌人，难怪粤界影人声称禁製粤语片乃上海影人打击对手的门径。其间香港电影界发起“粤语片救亡运动”，华南电影协会则派出赵树燊、李化、竺清贤、高梨痕、陈君超为代表赴南京请愿。几经波折，当局最终决定把禁拍粤语片期限延缓三年。随着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缓禁三年之约形同虚设，战前的香港电影仍是粤语片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