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昭

 “一 · 二八事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社会民情都发生了变化，武侠神怪片风光不再，左翼电影以及描写爱国、进步意识的影片大行其道。天一影片公司老闆邵醉翁很快认识到有声片的市场潜力，投入了大量资金。一九三三年，邵醉翁和邵邨人会见了粤剧泰斗薛觉先①，并讨论把其西装粤剧名作《白金龙》②搬上银幕。由于粤剧受到电影业的冲击与威胁，西装粤剧应运而生，而就连远在新加坡的邵仁枚和邵逸夫都认为这部有声片必然会在说粤语的华人社区大受欢迎。结果《白金龙》（一九三三年）风行省港及南洋，且激起了旅居外地的游子的思乡之情，为伶人登上银幕的热潮掀起了序幕。

 邵、薛破天荒合作之成功，不但缔造了粤剧片这一崭新的电影类型，更开创了香港电影“伶星合一”的传统；它还促进了香港早期电影业的发展，带动了上海电影人员南下香港之风。当时有声片人才纷纷到香港开厂，各大片商试图模仿《白金龙》的成功模式，致使香港成为粤语片的製作中心，电影产量激增。邵氏兄弟觑準市场商机，成立天一港厂，大量製作粤语片，其通俗电影文化作为战前香港文化主流，影响甚深。然而薛觉先为天一主演了几部影片后，便跟来自上海的竺清贤合办南粤影片公司开拍有声片。同时美国华侨朱箕如成功游说粤剧名伶马师曾加盟全球影片公司，并由苏怡把他的名剧逐一改编。

 《白金龙》上映之年，亦开展了长达九年的“薛马争雄”时代——那是粤剧最鼎盛的时代，更是从旧派演出变成新派演出的转折点，因受电影、话剧等影响，薛觉先和马师曾把许多东西都灌注入排场戏中③。薛、马二人在艺术上的良性竞争，由粤剧舞台扩展到大银幕，促使香港粤剧在一九三〇年代持续蓬勃，那种娱乐“明星化”的倾向让观众对于唱腔、流派、人品的喜恶和认同得到最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同时对粤曲艺术的发展和伶人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倡导和督促的作用。这十年因内地战乱，香港人口倍增，其城市规模已在岭南首屈一指，经济地位也凌驾在广州之上。从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已替代了广州，成为省港粤剧的主要市场和中心枢纽，广州的很多名伶都以香港为基地④。

 事实上，省港粤剧环境的转变，影响了中国电影业与戏曲表演艺术的发展方向、人员流动和跨界合作。薛觉先为了改良粤剧武场，在一九三七年邀得袁小田等多位京剧“打英雄”高手加盟觉先声剧团。多年后袁小田充当粤语武侠片的中坚，而跟薛觉先同赴上海的刘湛却化身黄飞鸿电影中的林世荣。直至粤艺创业作《南龙北凤》（一九六三年）横空出世，袁小田传人唐佳与刘湛之子刘家良开始联手担任武术指导，此后这个南北组合更改变了类型片的武打艺术和文化系谱。总而言之，后世在强调邵氏兄弟与香港电影的因缘始于《白金龙》的时候，岂能忽略邵薛合作与薛马争雄之间的关係，以及随之而来的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