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昭

 一九二〇年代初，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佔地而治的割据局面。北洋军阀统治的十余年间，中国不论社会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思想学术，都有相当大的转变。经历长期分裂，嚮往统一是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流派的共同愿望。与此同时，孙中山曾多次宣示武术的时代价值，“强种保国”乃当时的民族愿景，这种“国术救国”的理念造就了中国近代武术的勃兴。

 一九二五年，来自广东的张晴浦、张惠民兄弟于上海创办华剧影片公司，主力拍摄武侠片。他们以提倡尚武精神、发扬国光为宗旨，让武术、西方电影的冒险元素、军阀混战的现实背景共冶一炉。吴素馨那时凭天一出品的《立地成佛》（一九二五年）和《女侠李飞飞》（一九二五年）走红，加入华剧演出《乱世英雄》（一九二七年）后成为炙手可热的武侠片红星。

 历史与社会文化氛围，使武侠片不可避免地映射着民族的命运、幻想与弱点。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间燃起的第一波武侠热，便是积乱不去的中华民族一种想像中的求强趋胜的心理反应。然而首集《火烧红莲寺》（一九二八年）与同年问世的方世玉电影始祖，本身有否受到北伐时期冯玉祥毁灭河南庙寺之举的启发？这些电影有否启迪一九三一年上海江喋喋与广州邓羽公的南少林小说创作？

 在跨文化的视野和语境下，社会文化、大众文化、电影文化一直相互影响。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中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登上《时代杂誌》封面，其影响力遍及军事、文教、武术等领域。同年中央国术馆成立，获南京国民政府支持，张之江担任馆长，李景林任副馆长，冯玉祥任理事会名誉馆长；十月举行的第一次国术考试，以擂台性质的国术对试为主要内容。

 其实在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前，精武体操会①以及马良的“中华新武术”便尝试将传统武术与西方体操、体育等现代文明接轨。第一代武侠片导演任彭年、影坛初代女侠邬丽珠和钱似莺都参加过精武体育会，可见有志之士对武术进行改良、提倡、推广、训练与教育，无形中为中国早期电影提供了尚武的养分；而武侠片里的强者偶像、尚武观念和侠义行为正好契合当时的大众心理和电影商业化进程。

 早期电影人力图糅合中西元素，武术改革者则谋求汇通中外话语。民国初年，“武术”、“国技”、“国术”、“技击”皆通用，“体育之技击术”更是孙中山为《精武本纪》作序的关键词。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国术”被用来统一表述中国传统武技，不少武术馆或研究社等组织也纷纷易名为国术馆。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推广和普及国术跟救国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从此“国术”既是一个体育概念，也是一个教育体系，民众则日渐将“国术”与“武术”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