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陷入瘫痪状态，作家也从过去的文化优越感中醒觉，重新对传统文化做深切检讨；国耻、积弱和腐败，启发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大部分严肃作品。①然而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绝非截然二分，报刊连载常见两者交杂，雅俗相辅相成。一九三一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国难方殷，邓羽公为少林英烈翻转结局，崆峒则于香港沦陷时期撰写《少林英雄秘传》。报人以武术自强救国的理想，离不开感时忧国的精神；而朱愚斋、崆峒、念佛山人、禅山人、我是山人等岭南文人竞写南少林门人的轶闻轶事，就此创造了粤港派技击小说的独特文脉。其影响力更从报纸、书籍延伸至广播剧、电影等媒体。

 粤港派作者，部分跟岭南武术甚有渊源，故能将武技、人物和源流融入作品。这一派小说，偶尔有夸大、渲染之处，仍不失技击格局。相比起后来新派武侠小说那些超乎人类体能的内功、轻功，技击小说标榜“真功夫”，一招一式皆有根有据，绘形绘声，场设集中在广东、福建一带。其中我是山人产量最高，他原名陈劲，又名陈鲁劲，祖籍广东新会，为粤港报人，战后用三及第文②为少林英豪翻案，凭《三德和尚三探西禅寺》成名，并陆续创作了《佛山赞先生》、《至善三下岭南》、《方世玉正传》、《陆阿采正传》、《洪熙官大闹峨嵋山》、《洪熙官三建少林寺》、《洪熙官三破白莲观》、《洪熙官血战罗浮山》等广受欢迎的少林技击小说，成功将武术通俗化和普及化，因此在粤港通俗文学版图中佔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其实在我是山人崛起之前，少林故事已蔚然成风。邓羽公笔耕之时，南少林的系谱便建构成形，但仅限于少林一派；我是山人却正式树立武当和峨嵋的门户，门派之争由此而起。然而一群流浪天涯的悲剧英雄，能够激发寻常百姓的强烈认同感，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大众文化现象。事后看来，南少林故事由多位作者接力想像，各种版本的少林群英藉着不同的叙事重心移转而扩散出去，不断地延拓人们对“南少林”指射意涵的理解。与此同时，少林英雄被强大势力追杀而四处漂泊、苦练武艺，他们所引起的情绪是複杂多元的。读者不仅同情等待时机的“弱者”，也从他们的理想、抱负和热血中找到了希望之所在。

 难怪我是山人高举的“反清复明”旗帜，影响既广且深。敌对势力无论是清廷还是鹰犬武当派，都被描绘成残暴不仁、利慾薰心，后者好比抗战时期的“汉奸”。这种誓要“发扬国术，一洗东亚病夫之耻”的国族意识以及社会责任心，致使《圣朝鼎盛万年青》所营造的草莽英雄意气成份锐减，民族情怀从此成为侠客的精神内涵；其后以梁羽生、金庸、蹄风为首的“新派武侠”明显承袭此传统，开展了一种关于宏大历史、国族叙事的表述方式。一九五〇年代香港人口激增，娱乐消闲需求殷切，通俗文学之风极盛；而广播剧和电影更让通俗文学以其他形式深入大众生活，甚至影响中华文化的发展。总而言之，粤港派技击小说的文化辐射力及其可持续性，是邓羽公和我是山人一派经历乱世的文人志士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