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昭

 一九五八年胡鹏的黄飞鸿电影仍保持高产，一股锐不可当的跨载体新能量在同年蓄势待发。峨嵋影片公司开风气之先，创业作《射鵰英雄传》（一九五八年）请来胡鹏挂帅，第一代梁宽曹达华“转世”为大侠郭靖，在民族危机的视野中构建爱国侠客的银幕雏形。然而粤语片从黄飞鸿传奇模式过渡到梁羽生、金庸的历史传奇模式，并非一种单纯的“改变”，也不能被视作“淘汰”，因为跟武打类型、侠义题材共生的历史底蕴和通俗文化早就存在，而意识形态、文化场域、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一直都在激荡碰撞、交织互动、此消彼长。

 正如一九三〇年代至一九五〇年代间盛行的粤港派技击小说①，当中有关洪熙官、方世玉、黄飞鸿等少林弟子的事迹，皆为大众所琅琅上口，传颂至今。传说福建南少林是反清大本营，清廷火烧南少林寺后，俗家弟子洪熙官逃至广州，遂将洪拳传入广东，并在民间广为流传，至晚清蓬勃发展，造就了“广东十虎”等名家。历史上，在岭南武术中出现的传奇式人物，最为着名的铁桥三、黄飞鸿都是洪拳传人。黄飞鸿在佛山随铁桥三高徒林福成学艺近两年，学成铁线拳和飞砣等绝技；一八八二年受聘为广州水师武术教练，四年后辞职在广州仁安街设跌打医馆“宝芝林”，一八八八年被聘为军医官和福字军技击总教练。②

 晚清是个内忧外患深重的时代。黄飞鸿和方世玉这对技击文化“双生儿”，同在甲午战争时期“觉醒”。当时真实的黄飞鸿随军抵台抗日，而虚构的方世玉则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在侠义公案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③里现身，可是方世玉等少林人物俱遭剿灭，惨淡收场。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时，有文人墨客率先为少林群英平反昭雪，如上海武侠小说作者江喋喋撰《少林小英雄》，广州报人邓羽公④在报纸上连载《至善禅师三游南越记》，二人不约而同地从《圣朝鼎盛万年青》取材，为少林英雄改写命运──江喋喋删去原作的乾隆部分，让方世玉从小霸王蜕变为侠客，如此一改，在上海文坛并没有掀起风云；邓羽公则以“反清复明”的旗帜纠正前人“谬误”，复归英雄本色，这位粤港派技击小说开山祖师，为后世书写广东武林人物及其历史，留下宝贵资源。

 综观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和广州等地，各类小报如雨后春笋。广东地区紧随上海，涌现出一个题材极富区域文化特色的武侠小说群体。⑤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渐兴盛的作品来看，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在《圣朝鼎盛万年青》基础上，塑造了以至善禅师、方世玉、胡惠乾等人为代表的南少林流派；二是有作者开始追溯和挖掘岭南武术名家如铁桥三和梁赞等人的事迹。中国近代历史格局固然沉重，但经济的发展和文教事业的繁荣，为报刋业和书坊业之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近代报业的兴旺以及民众读者阶层的稳固基础，则为粤港派技击小说作者带来“时势造英雄”的文化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