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十九岁的我》观后感

 在暂停放映前有幸观看了《给十九岁的我》，没想到就在隔天便掀起轩然大波。平心而论，该片虽然并非我所喜爱的纪录片，这并非因为故事本身，而是导演的参与度以及片中与受访者之间的关係。就故事本身而论，十年间的人、事、物的变化是该片的看点，也是其价值所在，整体来说，一部来自于学校的纪录片能登上大银幕，本该是一件十分不俗，也不容易的事。该片以少女的成长与学校的变迁发展出一部拍摄横跨十年的纪录片，纪录片中人、事、物的改变是最好看的，而十年间，人、事、物也定必会存在变化，所以可看性与意义是绝对存在的。

 横跨十年的拍摄也考验着导演的耐性，但在纪录片开场不久，已能感觉到其实片中还有一个主角，比重与故事中的女学生们、学校相若，那就是片中的旁白——导演本人。该片除了大量旁白，也有导演在镜头后向女生提问的声音，而故事中因新校舍搁置而面临拍摄停摆，导演也把拍摄团队的困境等情况，以及导演劝喻女同学继续拍摄的过程都放在纪录片之中，这部分对于纪录片是否重要，便是笔者在观看时的第一个疑问。

 《给十九岁的我》是一部以学校与少女为主轴的纪录片，新校舍的延误理应仅是影片中的一部分，但对该片影响不应如该片所述之巨大，因拍摄纪录片本身就存在着很多变数，在过程中会按素材而作出调整，或许延误也仅是过程中所经历的一部分，而非会令纪录片难产，而需要着墨来提及以及讨论的理由。如现时片末邀请了未能如期在新校舍就读高三的学生们回校，这也是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来不来得及搬进新校舍这回事，也仅是故事的一小部分，而非影响纪录片的主要因素。

 该片本已经要围绕数位女生、学校，由二〇一一年开始的发展，长达两个小时的纪录片中还要着墨提及这个纪录片本身的“危机”，这是让观者产生了不解的原因。笔者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禁在想：当然，导演无可避免是纪录片的一部分，除了观点的投放，导演出镜在过往也经常发生，并不新鲜，但在我入场前，我内心的準备是给还未十九岁的一群少女，是观看一个关于几位少女成长的故事，而纪录片的由来与初衷，影片一开始已藉由该校前校长交代了，故事也可随之而展开，但迎来的，是旁白不断穿插的解说，甚至，是旁白在诠释少女的人生。纪录片与剧情片在一个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让观众在当中寻找、摸索也是一种乐趣。在该片中，旁白的比例远超解说式(The Expository Mode)纪录片。如果导演不是一位大导演，对于观众来说，这种参与程度是否可以接受呢？某程度上，这种旁白的参与程度远超实际。常说纪录片是对真实的素材作创意性处理，而旁白在该片的出现已超越创意性处理，而是另一种创意性的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