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发现孔夫子网上有两件“李嘉曾信札”待售，还介绍作者为澳门城市大学教授，毕业于南京大学云云。我怎能容忍自己的私信公开出售？遂以当年八分钱邮资六千倍的价格将信购回。

 原来是我一九七七年十月和一九七九年七月写给时任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徐福基的信。徐福基同志解放前即投身学生运动，是大学生心目中的“老革命”。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任南京大学团委书记，对学生干部耳提面命，严格要求。我有幸在他的指导下开展学生会工作，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大有长进。所以我将徐老师尊为恩师。

 面对纸面泛黄的旧信札，我不禁思绪纷繁，心潮起伏，因为它们记载了我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重要的抉择……

 一九六二年我考取南京大学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原应一九六七年毕业，因文化大革命推迟了一年。地球化学是研究“地球及其子系统化学组成和演化规律”的边缘学科，怀揣着对美好专业前景的憧憬，我们期盼到科研院所或者高等院校工作。然而，当时提出“四个面向（工矿、农村、边疆、基层）”的毕业分配方针，可供选择的院所和高校寥寥无几。我义无反顾地在志愿表上写下原本电影和小说中才有的语句：“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结果“党”把我分配到地处藏族自治州回族自治县、工区海拔四千米的青海冶金地质七队。

 雪山高原十年奋斗考验了我的身心，也锤炼了我的体魄。无论是上山当搬运工、钻探工，还是出野外普查找矿，我都全力以赴。业余组织宣传队为工人演出，辅导学徒工学习技术文化，还曾输血给工伤的老师傅使之转危为安……火热的生活触发了创作灵感，散文、诗歌、剧本纷纷从我笔下诞生，陆续见诸报刊。我开始探索适应环境的人生道路。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覆灭，国家拨乱反正走上新征程。各种信息源源不断，促使我认真思考，终于给徐福基老师写了第一封信。信中写道：“获悉中科院在科大创办研究生院的喜讯，极为欢欣鼓舞。多年来深感知识浅薄本领贫乏，渴望获得再学习的宝贵机会”；“我想争取在近年报考研究生”。鑒于我为“正处于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而有点犹豫，徐老师立即回信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促使我将想法变成了行动。

 第二封信写在我报考研究生成绩过线被列入录取名单之后。“不是汇报成绩，只是告诉老师，这些年来学生一直在努力”；“我将一如既往追寻新的目标”。不久我果然回到母校攻读硕士学位。

 几十年后回想此事仍无怨无悔：没有那次抉择，我后来便难以找到东南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城市大学的宽阔舞台。旧信札帮我重温往事，我要再次表达心声：谢谢您，我永远的徐福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