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至十六世纪中期开埠成为南中国的对外商贸城市，一度发展成为远东最重要的港口，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广东诸舶口，最是澳门雄。”是当时澳门的真实写照。到印度果阿、菲律宾马尼拉和日本长崎的三大贸易生命线，几乎垄断了中外商品的贸易，令澳门盛极一时，享誉遐迩。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华大地上，在明朝闭关锁国的政治环境下，澳门能够长期对外通商，实在是奇蹟。有人说，澳门是中国最早的特区，看来不无道理。在我们看来，澳门还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晶。

 然而，澳门港城的经济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四百多年来经历了多次的起伏波折。从对外贸易到苦力买卖，从鸦片交易到赌场的兴起，再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出口加工业繁盛，和回归后赌场适度开放之后的经济蓬勃，期间也经历了无数次的衰退和败落。在政治上，中国和葡萄牙的关係亦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时好时坏，特别是香港被英国人侵佔之后，两国的关係急转直下，时任中国海关监督的赫德，曾一度建议恭亲王从葡萄牙人手中购回澳门。更早的时候，荷兰人、英国人也觊觎澳门，希望将澳门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过来，成为其对华贸易基地。

 但是，令人惊歎的是，无论世界形势怎么变化，中国如何改朝换代，这弹丸之地在历史长河中神话般地生存发展到现在，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澳门的经济一向随波逐流，直接受国际形势和内地时局的影响。政治上，澳门不仅要在中国和葡萄牙关係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空间，作为国际网络中的一员，还时常受到世界局势的左右。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些元素使得澳门在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近代史中盛衰交替、生生不息，而没有像早年世界上许多贸易城市那样一蹶不振，甚至消亡？

 这正是澳门历史的迷人之处，也是弹丸之地且城市历史不长的澳门，能吸引众多历史学家关注之原由。其中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心繫家国，坚守中国民族的认同；二是敞开心胸，拥抱世界，兼收并蓄；三是抱团取暖，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换言之，文化的内在力量，是澳门的生存之道。

 吴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