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了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刘向是说：董仲舒是王者的助手，纵使是商汤的伊尹、周武王的吕望亦比不上他。管仲和晏子堪称霸者的君师，亦不如。在王充的《论衡 · 别通》：“（董）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又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在“大一统”的问题上，他向汉武帝提出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守矣。”

 董仲舒的政治法宝是要有两手：德与刑。即打边炉亦打屁股，而主要在于德。至于刑，“门虽设而常关”，设而不用，给人民多一些恩惠，尽量避免用刑。

 施政有两手。社会的现象也分为两端，那就是贫富两极的分化。这分化容易导致天下大乱。原因是“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衆人之情也”。这一点在他的《度制》篇有论述。“度制”也就是“制度”。这一篇又名《调均》。他引孔子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而说：“见乱之所以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制度，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欲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忧虑）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

 《度制》这种制度就是“调均”。调均，并不等于平均主义，因为人毕竟有贤愚之分，勤惰之别，通过人道与合理的调均。调均之法，正如日前所说的：“不与民争利”，自然天下太平，人人可以打边炉，没有人被打屁股。

 冬春轩